历史的命运与历史的使命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继在俄国和中国等登上历史舞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出乎经典作家预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
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悖论：正是为了打破束缚先进生产力的桎梏，才有了对“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跨越。然而，同样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历史前进的脚步又不得不起始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命运。
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当历史按下“快进键”后，那些被跳过的情节是否可以被完全忽略呢？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经典作家“两个决不会”的精辟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似乎早已对这一历史的命运作出过暗示。
这一命运表现为，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历史使命。
其特殊性在于：首先，必须通过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资格；其次，必须调整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完善；再次，必须承担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因“时空压缩”而出现的“双重任务”，并注定要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严峻挑战。
这是一个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有现成答案但却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面对这一历史命运，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断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而讲“新话”，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老祖宗”，而不能把科学理论变成供奉于神龛之上的宗教而顶礼膜拜，当作僵化的教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机械地裁剪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活生生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其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的不断发展相适应。
唯此，马克思主义才不会成为深埋于历史岩层的“化石”，而是可以用来切割现实硬物的“钻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表达的正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讲“新话”的应有政治品格与理论品质。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探索和实践，不断回答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而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通过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不断为自己开辟着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境界。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即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觉醒，即实行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在这一实践探索中，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中国道路。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讲“新话”，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些“老祖宗”未曾讲过的“新话”，集中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重要理念。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
实践的发展永无止境，真理的探索也不会终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保持应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地讲“新话”，才能与时俱进地解决新问题，奋发有为地创造新业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开辟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探索，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从蓬勃发展到遭受挫折又以异军突起的峰回路转，展现出辉煌而又悲壮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
如果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难免会大惊小怪甚至惊慌失措。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挫折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环节，除了说明其发展的曲折性外，并不能否认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有的人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自以为是地宣称“历史的终结”。
殊不知，被历史所终结的恰恰是“终结论”本身。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问题在于其财富的获取方式与分配方式以及给社会带来的是公平正义还是剥削压迫，是人的自由解放还是被毛孔中“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异己力量”所奴役。我们同样也不否认，经过一代代工人阶级的持续反抗特别是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不懈斗争，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一些自我调节措施，包括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做法以及通过科技进步，自身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资本对劳动者劳动的占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的精神的奴役、对人的天性的扭曲，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至少有三个没有变：
第一，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尽管国家干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但发生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土壤依然存在。五年前发生的至今仍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资本主宰一切的剥削制度没有变。尽管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但却改变不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全世界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及“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浪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二战之后，尽管大规模世界性战争没有发生，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停止过对别国主权的侵犯。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有所缓和并不等于已从根本消除，其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并不等于制度弊端可以完全克服，其一时的风光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了改变。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所暴露出的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危机。因而，只要其“资本主宰一切”的制度逻辑存在一天，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剥削、压迫、掠夺的本质属性也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因而就一定具有发生危机的历史必然，只是发生危机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周期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已。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同样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探索实践中，既创造了改变历史进程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在历史的改变中遭受到重大挫折。然而，挫折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也许未必全是坏事，它迫使我们从反面思考，通过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证伪”，进而得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充分“证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道路所创造的中国奇迹、所迸发的中国力量、所展示的中国梦想，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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