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不是要把人民群众与革命领袖的关系庸俗化。中国共产党人既有理想信念，也有情感爱恨。我们歌唱《东方红》几十年，这是基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一致基础上迸发出来的情感，是同所谓跟着感觉走的盲从、迷信……不可同日而语的。已故天津市老市长胡昭衡1937年参加革命时，曾写过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散文诗。诗中这样写道：“‘你有爹娘吗么’‘没有，只有一个毛泽东同志’这是敌人的俘虏——我们的一位战友，在法庭上的壮烈供词！‘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这是值得骄傲的话，‘是我们的——该说什么好呢？！是我们的红星，是我们的旗帜。’提起他的名字，我和你都觉着是温暖的安慰。并从心底里涌现出力量来，像是一种奇迹。也许是一面旗帜，只要你听到他的故事，思索着他的言词，立刻，你会觉着：他和你很熟悉，仿佛你看到他的笑，听到他的呼吸。‘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这样的骄傲，亲昵，甜蜜！”倘若这首诗不是明示写于1937年且出自一位老共产党员之手，网上肯定会有人拍砖——“追星一族”。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而凝成的一种植根于心、融入血液的认识和情感。正是在这样的感情和认识基础上，年轻的胡昭衡认定了“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下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正是揣着这样一种“追星”情结（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1937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从“国统区”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也正是这种久储于内心的情感，十年“文革”期间，许多革命老人虽然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但仍然敬爱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诚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并不否认，“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决议》）“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是深得民心的历史结论！一切社会的人，均有历史、时代、社会、地域、生理等所赋予的局限性，不论英雄豪杰、凡人平庸，都难免有程度不同、影响各异的缺欠及失误。毛泽东既是伟大革命领袖，又是人民的一员，当然会受到复杂的国内外社会历史多种影响，也有缺点和错误好比太阳有黑点、日月有蚀亏一样。特别要看到，这些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不能把这些错误归结于个人品质，因为这些错误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决议》）这就要求我们看待毛泽东的错误，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决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施以轻薄的态度。“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的这个定调，无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睿智和远识。
“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语）毛泽东逝世已经37年了，一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家庭里，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民群众，自发瞻仰毛泽东。这种崇敬表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星。“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已经与人民对党的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尊重毛泽东，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反之，中国老百姓就会通不过，在社会主义中国就行不通。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中我们已经得到了验证；从党和国家今年要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安排中，我们也读出了人民期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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