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原题：关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一个逐步思想解放的过程。从当初“傻子瓜子”和“雇工是不是剥削”的讨论开始，改革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伴随一场讨论。经历一次次理论政策突破，1997年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上世纪90年代有关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了抓大放小、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民营经济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所有制理论政策的改革红利已释放殆尽，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突破

进入新世纪，国有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而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也在迅速增长，并且很快逼近并超过了一半。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由于定位和政策等原因日益凸显出来。有一段时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前所未有地此起彼伏，就是表现之一。其实质是各种所有制企业比照有关政策规定都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都对发展环境不满意。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对前景感到迷茫、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而很多国有企业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倍感无奈，呼吁让企业“回归本位”。今年以来的形势进一步显示，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深化所有制理论政策改革，调动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依据。

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区别政策，早期是渐进式改革不得已的措施，近年，随着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化而强化。在经济追赶期，政府有强烈的掌握更多资源配置权的意愿，并以直接管理和控制一群国有企业为“抓手”，实现政府目标。除银行业和媒体、出版等领域国有垄断外，根据权威的发布，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七大行业，国有经济要保持“绝对控制”；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国有经济要保持“较强控制”。

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亲有疏的状况进一步强化。

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获取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政府项目、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国企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近年，有的地方为做大国企，不惜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企兼并。在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进入又被挤出的案例。

当然，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通过政策来调整，但最终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呈现出一定的摇摆性。比如，一方面，保障国有企业“控制经济命脉”的政策显性或隐性地在强化；另一方面，给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地位”的相关文件频频出台。如遵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但实施还没有到位，2006年政府权威部门宣布，国有企业要在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九大产业“保持较强控制”。接着，4万亿拉动经济的项目和资金，几乎全部进入国企。2010年，在经济走软的情况下，为拉动经济，国务院再次发布非公经济“新36条”。面对政府轮番的政策调整，各类企业都没有稳定的预期，行为短期化的状况迅速蔓延，较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活力。

当前，在非公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一半的情况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两者很难得到兼顾；“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占支配地位”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冲突日益明显；各类企业的市场地位是靠竞争来赢得，还是以政府力量去推动实现？在两者间面临选择。种种迹象表明，此前所有制理论政策的改革红利已释放殆尽，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突破。

超越争议，坚持公平与效率优先

实际上，单纯争论“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是没有意义的。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都应当受到公平的保护和平等的竞争地位。争论的焦点是竞争的公平性。除少数极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所占比重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高一点、低一点是动态的，无需特别关注。不能将人为规定的各类所有制所占比重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

现在，隐性或显性地为维持既定所有制的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相应地，包括已经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在国有经济内部进行交易。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不仅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使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较大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