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放开落户限制”迈开实现真正城镇化的第一步（3）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这样说道，一座城市就像一棵花、一株草或一个动物，它应该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保持统一、和谐、完整。同样，一个国家亦如此，城市的发展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比如环境污染、居住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要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的做法，最终达到城市发展适应国家的进步，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放开落户限制”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实践，更是一种实干和以人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不仅能够为国家管理城市事务、合理分配优势资源提供方便，也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得实惠。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只有真正务实为民，为群众做真事、解难事、办好事，才能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才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放开落户限制怎样更得人心

放开落户限制，乍一看是广大公民尤其是农民朋友的天大喜讯，也确实有利于推进中国城镇化。但细看举措，却仿佛一碗好饭里掺进了沙子，让人欲爱不能。这一方面缘于，“放开”是分层级、有保留的，从小城镇到特大城市，“放开”的尺度依次是：全面放开、有序放开、逐步放宽、合理设定；另一方面在于，即便是这有限“放开”的脚步也是姗姗来迟，近年来很多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其实已经放得很宽松，但其吸引力并不大。国家发改委在此基础上做“顺水人情”，公众却未必领情。

现实情况是，近年一些农民外出务工之后，即便选择回到家乡县城或地级市购房，很多也不急于落户。相反，在一些地方，还流行着大学毕业生找关系“非转农”。譬如浙江义乌，3年前轰轰烈烈搞旧村改造，不少大学生就要求变回农村户口，义乌市政府在多方考量后，最终做出了让农村大学生“非转农”的办法，并对获此资格的一批“幸运儿”进行公示。

跳出农门的大学生为何要“返农”?当时有人估算，在义乌周边农村，一个农村户口获得的宅基地、征地款等至少价值100万元。而若将户口放在中小城市，除了“面子”上好看，实在得不到像样的实惠。且问，在类似语境中，“放开”进城落户限制，有多少实际意义呢?相比之下，大城市的就业条件和福利、公共服务更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由于高考户籍制度的原因，考生进名校就读的机会远远高于其他地方。这些城市的落户限制不放开，只是进行“合理设定”，这岂不是在继续制造户籍等级藩篱?

由是观之，放开落户限制要让公众领情，关键还在于两点：一是放开的脚步还要更快些，不能只投诱饵不投食，对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留一手”；二是要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面的既得利益，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权益均等化。户籍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推进城镇化，其实保障城乡居民的权益均等才是终极目标。如果“放开”不能朝这个目标前进，那就等于隔靴搔痒，不仅没有触及户籍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且推进城镇化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或许有关部门担心，一下子彻底放开，会不会像开闸泄洪，造成人口都涌往大城市，超过其承载能力?这种担忧貌似有理，其实大可不必。当前世界各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大部分人口选择在大都市生活和工作。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聚居的人口占本国人口的比例之大十分惊人，但人家工作、生活照样井然有序。因为，只要真正实现了大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权益均等，公众的迁徙选择便会日趋理性。就如市民挤一辆公交大巴，如果大巴上并无升学、社保等额外的特殊利益，而路上又有其他车辆可供选择，犯得着去把大巴挤爆吗?

人口的迁徙首先是一种权利，放开落户限制，就要从本质上促进这种权利的平等。唯其如此，公众才会领情，城镇化过程也才会少很多纠纷和障碍。

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 切忌被看作“顺水人情”

上世纪90年代，英伦城市群曾发起了一场以“复兴的名义”为主题的城市群改革运动。建筑大师罗杰斯曾在其撰写的《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中提到，要达到城市的复兴，并不仅仅关系到数字和比例，而是要创造一种人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我们关注的不是英伦城市改革运动，而是这一运动中所传递出的理念，我国新型城镇化可以为之借鉴。

李克强曾为新型城镇化正名，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由此，如何开展城镇化的讨论一直轰轰烈烈。这其中，舆论大多数认为，户籍制度限制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最大拦路虎，但因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系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城镇化又再一次陷入酝酿中。

但如今，城镇化思路又向前迈了一步。发改委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中小城市户籍制度藩篱有望被打破。只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并非只是“放开”那么简单。

户籍制度其实是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