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比其他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困难要多的原因。严格的户籍制度曾经为中国的稳定做出过巨大贡献，计划经济时期，物质匮乏时期，“文革”时期，户籍制度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定的一件利器。即使到改革开放时期，户籍制度也仍然发挥着对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作用。可以想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假设没有管理严格、井然有序的户籍制度，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评论一项制度好还是不好，必须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居住地点固定的情况下，户籍制度的弊端并没有表现出来，但现如今社会的发展，人们迁徙的日益频繁，对户籍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在北上广、而户口在老家、孩子高考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异地办理社保困难重重，这些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人们谈户籍色变的情况比比皆是。
正如一位网友表达的那样，如果医疗、就业、教育等保障都均衡的情况下，户口在哪里都一样。户口不再仅仅是地域的区别，而是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福利的差距，因此，诚如有人调侃的那样，“哥要的不是户口，而是社会保障”。
现如今，放开小城市落户计划已经出台，总体来讲是值得肯定的，在城镇化的进程上终于可以破题。但要防止如某些人评论的那样，放开小城市落户只是“顺水人情”，因为，小城市户口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弱。
诚然，目前，中小城市的户口已经越来越贬值，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不值钱。上世纪80年代，考大学“跃龙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里的“跃龙门”指的就是可以农转非，农村户口可以变为城镇户口，也就是吃“商品粮”，但事隔30年后，现在农转非已经没人渴望了，反而“非转农”成为香饽饽，有人愿出高价把城市户口改为农村户口，前两年，就有沿海城市许多人为了某些私立比如拆迁款等千方百计非转农的事例。调查显示，户籍在农村的受访者，态度则模糊得多。交叉分析显示，18-40岁年龄段者，仅三成明确表示，若有机会愿意落户城市，近四成受访者选择了态度模糊的“看情况”；40岁以上组别中，要“看情况”者更是占了六成。
【启示与思考】
未来城镇化发展将围绕逐步全面放开户籍入手，通过打破各级城市落户限制，释放改革红利，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居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让更多人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红利，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人口，提供了低成本的用工环境。然而，长期以来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所分享到的改革红利却很少，除了微薄的工资收入之外，缺乏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
造成此种局面的重大障碍莫过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渐进式、分层化的改革很有必要。无论是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拉动，还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变迁的角度来看，人口合理流动、向城市适度集中，都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
但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开放的户籍更需要配套的公共资源。农民进了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如果跟不上，城市布局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而农民并不能从中真正获利，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利益调整很可能困难重重。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然带来巨大成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在成本分担方面需要科学合理的设置。
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逐步放开落户限制后，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不可回避。农民以土地资本换取进城资本，在城市中如果无法更好地谋生，没有一定的经济依托，即使拥有了城镇户口，仍将处于底层。而“转非”以后的农民如果回农村，由于失去了宅基地和口粮田，与土地挂钩的社会保障也随之失去。如果缺乏更合理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作基础，放开落户在政策上或许表达了“松绑”、促进人口流动的愿景，但在市场规律上，很可能造成对农民的“双重捆绑”，除了推进小城市商业地产、增加土地储备以外，这一政策的积极效应有待观察。
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从以市场为主导的原则出发，还是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政府在对待农民土地流转和户口流动问题上，都应该摒弃单纯的行政手段，明确征地、土地交易中的权限，让资源按照市场规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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