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爱民，万世根本

编者按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其之所以能带领古老中国焕发青春、走向复兴的关键所在。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至上”才真正深入人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成为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

历史总为今天提供镜鉴。回顾中国思想文化史，“民本”思想自发端之日起，便被视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容否认的是，传统民本观念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究其根本仍是为维护君王统治服务的，这与今天的“人民至上”有着根本不同。然而，其所强调的“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思想，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将先后刊文两篇，分别介绍民本思想的精华部分及实现路径，以期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同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在其发端处也曾弥漫着宗教主义情绪，崇拜人力之外的超自然力量。但是，这种情绪却没有转化为宗教崇拜，而是转向了重视“民本”。这一思想，不仅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体现了执政者对民众价值的逐步认识。由于阶级局限，“民本”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但视人民为万世根本，仍对今多有启发。

民惟邦本

民本思想的第一要义是“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夏朝时期，大禹的孙子太康即位，他荒淫无度，百姓苦不堪言。他到洛水南面打猎，有穷氏国君羿趁机篡夺了夏国的政权。太康的五个弟弟被驱逐到洛河之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追思大禹的遗训而作《五子之歌》。其中第一句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估计是关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意思是说，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唯有巩固这个根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民本”真正地被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是在后来的殷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领军队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在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崛起于西隅的“小邦周”就迅速消灭了“大殷商”而成为天下共主。对于周人来说，这个成功似乎来得太快了一些，甚至超出了预期，以至于在改朝换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人仍然定格在“殷是大邦、大邑，而周是方国、小邦”的传统记忆中，同时也在反思何以小邦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何以会一败涂地。

殷商何以失败？归根到底是因为过于迷信“天命”而有恃无恐，以至于民心不附，众叛亲离。周朝何以成功？靠的是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由此，周人得出结论：“天”“神”的意志都是由人心、民意决定的，百姓才是君立国存的基础。民心所向，天必从之；致于神者，必先致力于民。正因这种思路，殷商天命神学意识形态坍塌了，迎来的是周朝的人本文化。这种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正如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民本虽不是神本，但也不是君本。孟子就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权力最大，地位很高，但是，他的地位却是人民决定的。战国时期，齐王曾派特使到赵国看望摄政的赵威后。国书还没打开，赵威后便问使者：“你们齐国的收成还好吗？老百姓的生活还好吗？齐王的身体还不错吧？”齐国使者很不高兴：“我代表齐王来看望您，现在您不先问问我们大王的情况，而先问什么收成和百姓，岂不是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这大概不合礼节吧！”赵威后说：“你错了。如果没有好年成，怎会有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怎么会有国君的安宁？这是舍本问末吗？”看来，国之所以是国，因有其民；君之所以为君，亦因有其民，否则就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为政以德

民本思想的第二要义是“为政以德”的执政原则。为政者要想将民本落到实处，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修德”，即执政者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而后再外化为管理国家的原则。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将“不忍人之心”推而广之，成为治理国家的“不忍人之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众星都拱卫在它的周围。同样，为政者依靠道德的力量治理国家，民众也会簇拥在你周围，而非人力压制所能奏效。

因此，古人对从政者的品格往往提出很高要求和标准。春秋时期，魏国太子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横，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横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横了。国君对人骄横就会亡国，大夫对人骄横就会败家。贫贱的游士呢，言语不中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中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执政者的个人品德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肩负着管理和教化民众的双重职责。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用言行来影响民众，不但民众会心悦诚服，而且自己也会产生廉耻之心。战国时期，毛遂出使楚国时就曾对楚王说：“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成汤就有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却能统治天下。周朝天子所管辖也不过方圆百里，却能让四海臣服，难道依仗的是兵强马壮？非也，这些贤明的君主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品质，才得以让诸侯敬服。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相反，逆人心而动，一味地外在强迫压制，只能与初衷背道而驰。

安民养民

民本思想的第三要义是“安民养民”的执政策略。《左传》有言：“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意思是说，上天产生人民并且让人民树立他们的君主，是让君主来保障他们利益的。人民得到了利益，君主也会和他们一样得到利益。相反，人民不堪其苦，就会揭竿而起。

正是出于对民众力量的敬畏，历史上很多开明的君主都将安民养民视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唐朝时期，太宗李世民亲眼目睹了隋朝两世而亡的历史过程，深感人民力量之强大。他经常告诫百官说：“为君之道，先存百姓。如果剥削百姓来奉养自己，无异于割自己大腿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虽然饱了，性命却丢了。”由此，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轻徭薄赋、去奢省费，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此外，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端，减轻人民负担。正是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唐朝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这也就是后世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安民保民，不能仅仅落实到口号上，而必须转化成一系列利民惠民的政策。明朝初期，朱元璋向他的大臣刘基问询“生息之道”，刘基给出的答案是：“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这一回答，朱元璋很不以为然。他说，不能给人民带来恩惠，仅是空泛地谈论“宽仁”没有任何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宽仁”的思想转变为实实在在利民惠民的政策。就此，朱元璋提出了他的利民惠民举措：“节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刘基听后连声赞道：“此所谓仁心行仁政也。”

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安民养民，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政权的需要。他们虽然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感受到了老百姓的力量，但在他们眼里，人民仍然被视为统治的对象，所以是“可治”的、“可驭”的。只有今天，人民掌握了政权，执政者也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将人民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这种倒置的格局才最终被打破。剩下的工作，就是执政者要始终保持与人民水乳交融的关系，做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