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主要工作。
我们说,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有些什么根据呢?首先,我们清查了“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这是我们三年来取得各项成就的政治保证。其次,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第三,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36],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101]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第四,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10]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第五,我们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2]的名誉和传统。叶剑英[24]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今后也还是要掌握这个分寸。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第六,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74]、“三不主义”[103],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第七,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第八,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了正轨。我并没有举全,就举这么一些事情。这么多的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确实不容易,在三年以前是难于想象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改变了面貌,政治局面就转入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这样我们才能够转移工作着重点,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否则就根本不可能。事实证明,我们三年来在政治方面确是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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