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3）

其次，以设计为本的实践假定，社会工作实践一般发生在缺乏结构的背景和复杂的情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因果关系不足以解释或预测案主的结果。一般来讲，以权威为本的实践适合于环境很可能维持不变和目前的结果令人满意的情境，以证据为本的实践适合于问题界定得清晰和备选的解决方案经过严谨检验的情境，而以设计为本的实践更加适合于不存在简单的根本原因、环境不稳定且很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境。

再次，以设计为本的实践假定，实践关注“应当是什么”和产生一个将引导着由此致彼的行动过程。在以权威为本的实践中，备选的行动过程一般局限于实践者当下可作出的选择。选择的标准包括什么是权威认可的和什么是有利的。在以证据为本的实践中，决定备选的行动过程主要是，通过科学的控制实验研究证明何者在过去是有效的，以及把临床经验和案主环境结合起来。在以设计为本的实践中，备选的行动过程是被设计出来并不断被监控的。

最后，以设计为本的实践假定，实践的目的是“发现”。在以权威为本的实践中，实践的目的是向有需要者提供有效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目的是回应性的，并专注于维持现状。在以证据为本的实践中，实践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建基于因果推理的理性过程解决案主的问题。以设计为本的实践的目的，是利用反思和互动过程帮助案主在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现创造预期未来的方式。

三、对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启示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我国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后来者。尽管我国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实践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社会工作服务[19]，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时间并不太遥远，但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不但在高校中取消了社会工作专业，也阻碍了社会工作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拉大了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工作实践在我国重新得到恢复与发展，而且在我国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后来者，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社会工作实践的先进经验，是迅速提高我国社会工作实践水平的途径之一。通过上面对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转变以及三个模式差异的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区分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前述个人处遇模式和社会改革模式以及治疗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据它们的功能定位加以区分的，相关学者也是从它们的功能定位角度加以研究的。个人处遇模式提供个人处遇，社会改革模式谋求社会改革；治疗模式类似于个人处遇模式，强调个人的改变，社会发展模式强调正常成长、发展和预防。以权威为本的实践模式、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和以设计为本的实践模式，主要是依据如何把知识与实践整合起来加以区分的，它们分别强调权威、证据和设计在社会工作实践的决策与行动中的重要性。相对来说，从知识与实践的整合角度来研究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是另一个选择。

第二，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共存的。社会工作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最先发端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后来逐渐蔓延到其他国家及地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这些实践模式各有其出现及存在的道理，适合于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譬如，个人处遇模式更适合于个人方面的问题，社会改革模式更适合于社会性问题；治疗模式在城市中得到较多运用，社会发展模式在农村社区更能大展身手。虽然本文阐述的以权威为本的实践模式、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和以设计为本的实践模式在出现的时间上有先后顺序，但它们之间尤其是后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以一种多元化的形式共存。

第三，三个实践模式各有短长，分别适应不同的情境。虽然以权威为本的实践模式受到了较多批评，但社会工作实践依然离不开专家的权威影响。即使在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中，也需要把最佳的研究证据同临床专长及患者价值相结合。尽管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权威为本的实践模式的不足，但它只适合于问题界定得清晰和备选的解决方案经过严谨检验的情境，面对“混沌”情境显得不那么有效。以设计为本的实践模式把社会工作看做是一门“人工科学”，更适合于不存在简单的根本原因和环境不稳定且很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境。

第四，以设计为本的实践模式缺乏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发展。从理论层面讲，以设计为本的实践建基于“人工科学”、“混沌理论”和实用主义等理论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承认它们的科学性，也就等于承认了以设计为本的实践的科学基础。然而在操作层面上，以设计为本的实践主要仰赖于芙丽特所提出的人类关系的四个基本原则，但当科恩把这四个基本原则应用到社会工作实践中时，它们显得过于抽象，难以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操作指引。与此同时，或许是因为科恩的这个实践模式2011年才提出，社会工作学界尚没有人加以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设计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要想付诸实施还有待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