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4）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

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二十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二十三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根据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刊印。

注释：

[1]这个谈话原载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一九四六年七月曾由晨社译成中文出版。这次收入本文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按英文原版重新翻译。斯坦因（一九○○――一九六○），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九四一年加入英国国籍。一九四四年，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关于毛泽东同斯坦因的这次谈话，斯坦因曾将谈话记录送毛泽东过目。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说：“我的访谈笔记翻成中文送给他看，以确保笔记的准确无误。几乎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把笔记还我。一天，我偶然遇到了他，他抱歉说，‘我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征求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我的访谈笔记还回来了，未作任何修改。”“我把有关的访谈要点发表如下，不加一点我个人的评论，以确保其文献性。”

[2]见本卷第103页注[26]。

[3]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保证实行以下四项：（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4]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5]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6]张国焘，见本卷第101页注[7]。

[7]指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军委总政治部写的《警七团的第七连》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