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斯坦因：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一九四○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x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