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的五大看点

习仲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习仲勋传》再现了传主的革命征程及卓越的贡献和创造。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充满了考验，他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中行进、成长、创造、奉献，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卷，在反映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卓越贡献的同时，清晰地展现了他革命征程的这一特点。

看点一：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是如何表态的？

20岁，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些颇不寻常的任职履历，是习仲勋在挑战和考验面前的一份答卷，是革命对习仲勋的选择和评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难时刻的正确决断，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典型的颇能反映习仲勋领导才华的事例就是1933年8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其时，红26军在“左”倾领导人杜衡的强令下，南下渭华遭受敌军重兵围追堵截全军失败；共产党员王泰吉发动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的起义，遭遇敌军袭击，大部失散，仅只保留了少数人员；杜衡在南下途中离军返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西安、关中和陕南地区的党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党内出现了主张红军武装分散活动的意见，持此论者资历深、年龄大，颇有影响力。在讨论决定以后革命方针的陈家坡会议上，两种对立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会前，持分散活动意见的同志曾找习仲勋做工作，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但习仲勋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从革命的大局出发，明确否定了这种意见。而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习仲勋的意见，对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与会的张秀山回忆说：“开会最后表决,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面对资历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见，习仲勋旗帜鲜明的主张，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华，对会议形成正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因此也获得了众多的好评。王兆相回忆说：“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们公认：处在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失利、国民党军加紧“围剿”的情势下，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临危不惧，应对有方，为保住陕甘边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看点二：习仲勋是如何面对错误肃反的？

1935年9月下旬开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事件，逮捕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习仲勋罹祸其中，并且经历了非同寻常、难以承受的考验。本来，他有机会选择离开此地、躲过此难，也曾有战友劝他暂时离开，但习仲勋拒绝了，因为他担保了许多人；并且肃反主持者多以习仲勋的名义把当事人调回后方加以逮捕。习仲勋决心为这些同志负责，“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已经预测要逮捕他，但他仍遵照通知前往，结果身陷监禁。虽然受到严酷体罚和折磨，但他坚决拒绝枉加给他的罪名，习仲勋回忆说：“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

肃反主持者准备活埋被监禁的同志，土坑已经挖好。庆幸的是这时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党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由于肃反主持人的错误没有得到清理，正如李维汉回忆的：“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习仲勋遭遇了这种不公正，先是被安排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接着担任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李维汉曾就此说：“特别是对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那里去做县委书记”。但习仲勋愉快地接受了这些安排，在很困难的形势下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开辟红军西征新区，工作卓有成效。危难时刻见精神，习仲勋在这次肃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现，充分彰显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党性和崇高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