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的五大看点（2）

看点三：被错误肃反的习仲勋是如何获救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辨析。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刘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但这个首先出自《王首道回忆录》的说法有误。一，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有认知来自在哈达铺及其以后看到的报纸，而报纸反映的情况不仅有限并且是几个月前的事；随行者中出身陕北、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比较了解刘志丹，但他1933年底离开陕西，时隔两年，信息不通，也只是了解过去，不知近况；在吴起镇，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刘志丹被捕消息的，首先是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张明科，接着是陕甘边区游击队第2路政委龚逢春，但他们只知其事，不知详情。革命时期是剧烈变动的时期，曾经的同志叛变革命之事屡有发生。因此，仅听两个红军指挥员的汇报，不知详情而遽然否认或断言肃反错误，让其停止，谨慎的毛泽东显然是不会的。二，事实上，直至几近一个月后，在了解更多情况后，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从前方致张闻天、博古电报中，只是指出：陕北肃反“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没有完全否定这个“肃反”。26日，中共中央（当时名称“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了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关押，指出陕北肃反犯了“严重错误”，但仍说：“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而在此前则更不会完全否定这个“肃反”。三，在吴起镇见到毛泽东的张明科、龚逢春的回忆，不同于王首道的回忆。张明科回忆：毛主席快离开吴起镇时，他再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放心吧，中央已派人带电台去瓦窑堡了(后来听说是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去的)，专门办理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事。龚逢春回忆：“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被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向二人的表示，是积极而稳妥的，但并没有涉及整个“肃反”问题。

另外，关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错误肃反的地点和时间，不是在刚刚长征到达吴起镇之时，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达甘泉下寺湾后。其时，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汇报，更多了解肃反情况后，毛泽东、张闻天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先行前往关押被捕者的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

　看点四：习仲勋是如何反对康生，直言反“左”的？

当“左”倾大潮在土改运动中开始蔓延时，习仲勋再次不同凡响：对风靡一时的康生晋绥土改“经验”，明确提出异议和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说自己对老区土改的看法；一个月时间内，三次上书毛泽东，直言反“左”。

解放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兴起，这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胜利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但是，由于全国土地会议重点反右，由于《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有区分各地不同情况，强调“平分土地”，一些政策规定不具体；由于康生、陈伯达所谓晋绥土改经验“查三代”、“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影响，很快在土改中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冲击中小工商业者和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此时，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历经中共关中特委和绥德地委书记任上10余年艰苦卓绝斗争的磨练，养成了他治党、治军、理政的卓越才能。而对土改“左”倾错误的遏制和建言，彰显了他的这种成熟。

早在1947年7月小河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当时主要担负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工作的习仲勋，就对康生在晋绥抓“化形地主”等“经验”提出疑问，主张应该纠正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偏向。在1947年11月西北局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上，他面对“左”倾气氛，出言谨慎，“说话较少，神情郁闷”。而当经过调查研究，在发现“左”倾问题后，他反复向一些同志力言防“左”纠偏，叮嘱要讲政策、讲纪律；对把民主人士安文钦“扫地出门”的错误做法提出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