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何体制创新更具红利？

中国体制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僚体制的阻力，也来自于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说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在中国，各个阶层的官僚、公务员体系、国有企业、银行、大学等等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有这些体制化的既得利益可以大唱改革，但只可改革他人，不可改革自己。例如，知识分子是倡导改革最高调的，但一旦涉及到改革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大学等研究体制，他们的反对声音也是最响亮的。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是最难改革的一个领域。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如何推进改革？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早就论证了既得利益如何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的书出版在1980年代。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作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

西方1980年代之后的经济发展，也要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目标都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尽量退出公共经济领域，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这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尽管在很多社会领域，这场革命因为民众反对而没有发生，但在经济领域，这场革命大为解放了西方的生产力。这场革命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当然，这场革命也为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这场革命之后，政府对一些新的经济活动没有建立监管制度，最后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大众民主成为既得利益

奥尔森所说的这种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情形，今天仍然继续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国都在讨论改革、改革、改革，但所有国家都没有重大的改革动作。为什么？既得利益使然也。欧洲尤其如此。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异化了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社会的最底层，让穷人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到现在，福利制度普遍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没有动力去工作，高度依赖于这一制度，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养懒人”的制度。

当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变得不可持续。很多年来，欧洲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原因也能简单，福利制度背后庞大的既得利益。如何克服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这是欧洲各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大众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演变成这个庞大既得利益的最大主柱。

在民主的两百多年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精英民主情况下，人们的政治权利和人们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比较平衡，因为当时投票权（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受各种限制，尤其是财产的限制。大众民主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形。在大众民主下，一人一票，人人政治权利平等。但是，人们对一个社会的经济贡献则不一样。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问题——人们可以使用手中的政治权利（选票），来获取经济利益（福利）。

很简单，当执政者本身的合法性来自选票，当他们的权力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超越选票，获取足够的政治权力来改革这种既得利益。在西方，选举往往演变成“福利”的“拍卖会”。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福利制度。福利制度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使得穷人活得体面和尊严。但如何防止这个制度被滥用、被挟持，的确是大众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