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勿”、“氣”看商周“气物”观的变迁

【核心提示】周人以人事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西周“气物”观念的重心是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把观天望气落实到制度人事的筹划上来，这是和周公倡导“天命有德”、强调勉励于人事的施政指导思想相一致的。但是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中，困顿中的人们只能乞求神灵多多保佑，“气物”观念附会吉凶灾异成风，社会上弥漫着崇信数术的风气。

“气物”观念盖与中国上古时代的原始巫术活动相关，相传五帝时代就“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殷商时期，“气物”观念一直紧扣神意；到周代，“气物”观念的重心逐渐从鬼神祭祀转移到现实人事，登台望气成为重要的礼仪制度。商周“气物”观念的变迁与先秦时代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联。

殷商“气物”观念考述

在甲骨卜辞中，殷人把支配风雨云隮的各方神灵作为祭祀对象，“气物”被视为神灵意志的显现和吉凶的表征而受到重视。

甲骨文（勿）字的初始之义很可能指称云气，即后世所谓“气物”、“云物”之“物”的初文。天上的云气变幻着各种光泽、色彩和形状，字形示云流，应是上古占候所望云气的称谓。卜辞有“勿见，其有梌，亡匄”，“勿见”即物现，这是说天上出现了云气而无灾害。是“气”的一种古体，在古人的观念中，“勿”和“云”都由“气”所变成，三者关系密切。古代“气”与“物”通用，“云物”亦作“云气”。《说文》把“气”解释为云气，而“云”则释为“山川气也”。“阳”的本字“昜”就与“勿”有关，《说文·勿部》：“昜，从日、一、勿。一曰飞揚。”“昜”字的构件“勿”指日下云气，遮蔽太阳的暗云“勿”一旦散开便是云开日现了。再如“曶”字，表示云气的上部构件被隶定为“勿”，《说文》：“，出气词也，从曰象气出形。”“物”指称为云气，传世文献有印证，如《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又如《后汉书·明帝纪》有“观物变”。李贤引杜预注：“物谓云气灾变也。”“气物”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把它和吉凶、祸福、奇迹相比附，古代所谓的“紫气”就是这种物色之一。

殷人特别关注天上云气“勿”所呈现出的光、色和变幻的姿态，并赋予其特定的神灵信仰内涵。“勿”与“云”关系密切，甲骨文“勿”与“云”的构形相似，（云）字像云彩的形状。殷人对云的占卜多是出于对雨水的关心：“贞，兹云其雨。”云在卜辞中作为祭祀对象，当是云神：“癸酉卜，又燎于六云，五豕，卯五羊。”“隮”也是一种云气，卜辞的隮常常与“大采”、“各云”、“雨”相联系：“一月，昃雨自东；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隮。”殷人见早晨有彩色云气成隮，占卜会不会出现祸害。“祲”是一种与虹类似的云气，是不祥的云气：“王占曰：丁丑其有祲不吉。其惟甲有祲吉。其惟辛有祲亦不吉。”这是王问卜祲的出现是吉是凶。

殷人把云、虹、隮、祲等天气现象当作神灵所为，概括其特性而视之为“勿”。各种天气物象是神灵意志的显现和吉凶的表征。

西周“气物”观念演变

周人和殷人一样，每逢大事须先卜问上帝鬼神，但周人讲“天命有德”，以“敬德保民”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勤勉于人事，用制度人事来代替神意验证卜辞，观祲望氛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气物”观念逐渐走出了浓郁神灵观的笼罩，体现出周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路的新认识。

祲是类似虹的云气，属于“十煇”之首，被认为是不祥之恶气。据《周礼·春官宗伯》所记，“眡祲”为负责观天望气的职官，通过望气来判断十煇现象的凶恶，测知凶祸所降下的地方。于是，十煇成为预报天气变化以及人事凶险的指标，管理者在社会事务与民众生活中相机行事，谨慎抉择，最后参照现实情况进行经验总结。

“保章氏”的职司是分辨异常气候变化，记录星辰日月的运行以辨别吉凶，按照分野判定各国的灾祥，根据岁星运行的情况预言人事的善恶，仰观五色云物断定水旱丰歉的年景，倾听十二风律感受天地阴阳的和谐与乖戾。他记录下这五个方面吉凶征象，向君王报告以便采取补救措施，修养德行和修行政务，并适时推行相关事务。“五云之物”为日旁云气之色，即以五种日旁云气的颜色来判辨吉凶妖祥，辨别它是预兆风调雨顺的丰年还是水涝干旱的荒年，进而把对灾祥的预测落实到人事上来。西周时人也把“气物”视为天命祥瑞凶险的征兆，但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安宅叙降”、“诏救政，访序事”等社会管理事务的施行和验证，这是与周公倡导“敬德保民”的国策分不开的。

西周“气物”观念反映出时人比较系统地考量天、地、人关系，把天命凶祥的征兆与制度人事的统筹安排相系联，表明周代的治国方略从商代殷勤“事神”、信奉上天保佑转向了注重勤勉“敬德”上来。

望“氣”与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气物”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大量地出现了“氣”字。“氣”在时人的观念中是一种天人相感的介质、构成万物的质料、万物变化的途径和天地的框架。思想家更进一步，用阴阳和五行构建出一幅天人相通的世界图景，“氣”不仅被视为化生人和万物的根源，而且成为统括“天人”关系、天地和四时运行的秩序。“氣”的诸多内涵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的新思想，这是原来的“勿”字所没有的。

随着王权观念的加强，春秋时期“日”已成为王者的象征，太阳旁边的云气受到君王的高度关注。凡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君王必登台观望云物气色以占验吉凶，是为一项重要礼仪。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与阴阳观念的发展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阴阳观念抬高到统治秩序的层面上进行建构：阴阳二气消息使四时推移而节度流行，此为天道之大经，不仅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与古代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历法”和“常理”。以往在宗教祭祀观念中具有贯通天地神人之神妙特性的“气”，此时身着“阴阳”的服装登场扮演“阴阳二气”，被视为天地运行的规律、统括“天、地、人”的秩序和化生万物的根源。

在战事频繁的年代，望氛气作为一种“臣主共忱”的古老兵法术，扮演着重要角色。望氛气本于古老的宗教习俗，洋溢着浓厚的方术色彩，此时融入了五行相生相胜的思想：天地间的五行之气循回不停，轮流兴旺衰竭，如此周而复始；圣人效法天地设教，法五行为本体，亦循环复始，五色也是相应轮流作为主调的。在这个天人相应的思想模式中，圣人所制定的历律和礼仪，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德礼乐之本和治乱兴邦的关键所在，“气物”即为沟通天人关系的媒介和天降祥瑞的征兆。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在军国大事中频繁登场亮相的望氛者，其所望见的却大多是凶恶之象。由此也反映出当时战乱频繁而民众“饥馑疾疫焦苦”的社会窘况。

通过比较商周“气物”观念，我们看到与殷人用神意验证卜辞以决定人事不同，周人以人事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西周“气物”观念的重心是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把观天望气落实到制度人事的筹划上来，这是和周公倡导“天命有德”、强调勉励于人事的施政指导思想相一致的。但是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中，困顿中的人们只能乞求神灵多多保佑，“气物”观念附会吉凶灾异成风，社会上弥漫着崇信数术的风气。此时的“气物”观念与周公“敬德保民”的倡导和追求已背道而驰。

（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立项科研项目“商周气物观念研究”(201204LX213)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