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5）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9]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10]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11]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12]，就是如此。一九三五年，张国焘[13]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14]，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