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瞻]期待破解中国改革升级的困境（3）

·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要切实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为什么说政府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主线条，并被认为是新一届三中全会描画经济改革路线图的主脉络呢？

在市场和社会体制中，具有法理意义的行为主体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或个人），这些行为主体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的消费者，它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并促进着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市场经济从欧洲国家开始建立以来，所有经济学派研究的核心问题都离不开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法人（公众）的关系。其理想的状态是，在信息充分和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市场公平、平抑经济波动、构筑社会保障来体现政府应有的职能，从而发挥“两只手”协同管理作用。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也正是不断探索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关系的过程。回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代会的七次三中全会（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七大），其中指引我国重大经济改革走向起关键作用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78年中共举行的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开始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向。此后的十多年，改革从推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探索国营企业承包制到股份制试点、推进城市改革试点、再到价格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施行“分灶吃饭”，极大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其核心是政府向市场和经营主体放权，驱动起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构建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这次全会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以及一系列配套制度设计。这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框架。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明确为，市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是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次是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全会提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面向我国加入WTO后在新的世纪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时代背景，着力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着力于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进一步释放经济主体和市场的活力，全面提升竞争能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职能进一步明确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完善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可以说，这三次重要的全会引领了中国30多年来在各领域的重大经济改革。改革每前进一步，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认识就前进一大步。但毋容置疑，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蓬勃发展，国际经济环境的起伏跌宕，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也不断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更为复杂多变。在中国不长的市场经济实践中，政府要能在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能够游刃有余，不断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这期间就会出现一系列矛盾和挑战。比如，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上，政府如何施章有度，不搞“父爱主义”，保持两类经济主体协力发展，公平竞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如何切实做到财权和事权对等，兼顾地区发展差异，掌握好集权和分权的尺度；在构筑统一市场秩序上，如何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将市场竞争的负外部性均纳入资源价格的构成中，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要素价格体系；在开放性经济中，如何平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等等。

问题的核心，最终可以归到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创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必须勇于割断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链条，切实解决好政府的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过多问题。政府决不能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资源分配，决不能把宏观调控权转化为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权、把公共服务权转化为市场利益的配置权、把法制管控权转化为政府利益的寻租权，必须界定好“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政府需要回归到一个服务型政府、廉洁性政府、法治型政府的本位中去。

解决这一系列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新一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路线图中，应当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