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维度评价指标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

“高考”和“高招”到底是怎样影响基础教育的，谁才是最终的指挥棒？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之所在到底在哪里，如何破解？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曾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清华大学的招生工作，他在亲身所历、所思中意识到，不能再让高考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唯一的维度指标，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中学的人才培养和大学的人才选拔，严重影响国家人才强国战略。要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发展、个性发展，必须建立尽可能全面的、多维度的评价选拔指标体系。在这篇长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高考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建议方案，愿为有关部门的政策制订提供一定的借鉴。——编者

谢维和教授近年来关于高中新定位的文章引起了关于高中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2012年，谢维和教授又发表了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文章，触及高中教育改革深层次的问题。每每提到高中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和诟病，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谢维和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高考必须有，也必须改，这是客观事实，问题是如何改革”，他从对两个“兼顾变量”的分析出发，提出高校的三种入学形式，很有启发意义。

“入场须知”

区分“高考”与“高招”

首先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高考”与“高招”。在本文中，“高考”是指每年举行一次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而“高招”是指每年高校组织的招生工作，包括保送生招生、自主招生、特长生招生、国防生招生、完全按照高考成绩进行的招生等。人们很容易把“高考”和“高招”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我国的高校招生中，高考分数几乎成了唯一依据。

作为大学入学选拔性考试的高考本身已经非常成熟，在严谨性、科学性、公平性、公信力等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和接受。“高招”完全依赖“高考”成绩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高考成绩依然要作为高校招生最重要的、具有基本底线功能的维度指标。但是，我们不能再让高考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唯一的维度指标，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中学的人才培养和大学的人才选拔，严重影响国家人才强国战略。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要为高考减压，不能让高考成为独木桥、单行道，不能让高考分数作为高校招生唯一的依据。

高校招生制度毫无疑问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现行的高校招生基本完全按照高考成绩这个唯一的指标进行选拔，由此导致了高中教育过度追求分数，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甚至偏离了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高校招生制度是公平有余、合理不足。公平的地方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这一制度的执行不利于中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利于高校的人才选拔、不利于国家的人才培养。

“特别提醒”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要想真正实现素质教育，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必须首先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本文所说的高校招生制度是指一切与高校选拔和录取学生有关的规章制度，包括“高考”和“高招”。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难点在哪里呢？

从高校的角度而言，他们特别希望中学能培养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富有创造精神的优秀毕业生，特别希望能选拔出真正优秀而富有培养潜质的拔尖人才苗子。但是，我们现在除了能为大学提供高考分数之外，无法为大学再提供任何其他具有公信力、权威性、科学性的选拔和评价指标，这使高校选拔学生时除高考分数之外无其他指标可用。

从中学的角度而言，既然高校招生选拔只看高考分数，自然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高考的准备上，“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也无可厚非。中学也没有能力或积极性去为高校招生创造更多的维度指标，因为如果缺乏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大学认可的前提，这样的创造是纯粹的冒险。

我们认为，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必须是：制度设计改革率先进行，高校和高中统一认识，高中学校先走一步，高校紧随其后配合行动。

选拔性工作应该具有目标导向性原则，应该由选什么人来决定如何选人。不同的高校应对自己有不同的定位，应对生源有不同的要求。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必须把选拔学生的评价指标由一维变为多维，根据自身对生源的要求确定对不同维度的评价指标的考查权重。每年的高考由一次变为两次或者多次，把个别科目的考试由选拔性考试变为水平性考试，实现社会化、常态化。此外，高校必须认真研究基于多维度的学生评价选拔方式，在多维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选拔人才的科学、公平、效率和安全的目标，确保高校招生制度的公信力。科学，即选拔目标与选拔方式应该一致；公平，即公众认可度高，具备公信力；效率，即高校和高中的投入与产出要高度匹配；安全，即选拔环节要做到独立、不受干扰。

我国的高等学校，多年来仅仅依赖高考成绩选招学生，缺乏多元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为了真正实现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各高校应该尽快投入人力进行研究，建立起各个高校独立而有特色的学生评价机制和选拔机制，最终形成基本固定的模式，必要时可以充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综合评价选拔学生的经验。

高考改革建议

设立资格考试和能力考试

如上所述，高考本身的改革不是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难点和重点，但是作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整体而言，高考本身的设计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以配合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整体目标的实现。

英语考试社会化、多次进行。

英语测试在难度控制、实现标准化方面相对比较容易，国内外标准化、有权威的英语考试比较多，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学习花费时间过多，效率偏低，也没有照顾到学生掌握语言能力的差异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在高校招生改革方案中，应该把英语从高考科目中独立出来，由选拔性考试变为水平性测试，实行社会化、常态化考试。高考中不再设置英语科目考试。可以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设立专门的英语测试机构，统一负责组织全国的高中生英语考试，每年可以安排4至6次考试。英语测试机构要确保多次考试难度基本一致，必要时可以借助数据分析和统计理论进行科学处理。

学生在高中期间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自由报名参加英语考试，参加时间和次数都不受限制，申请大学时选择提交自己最好的一次成绩。每年国家可以为高职、高专和本科院校公布两个不同的英语分数控制线。高水平大学也可以根据学校对学生的不同要求公布自己的英语成绩控制线。

高考每年由一次变为两次。

高考每年可以安排举行两次，但是两次考试的对象、功能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两次高考的时间可以相差5至6个月左右。例如，可以每年1月7日至8日举行第一次考试，每年6月17日至18日举行第二次考试。

第一次考试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资格考试”）。其面向对象是全体高三学生和社会考生，目的是系统而全面地检测高三学生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和选拔性。这次考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学生进行分流，选拔出具有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能力考试”（以下简称“能力考试”）资格的学生，避免部分学生浪费无谓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高考。

第一次考试要强调基础性、全面性和综合性，考试科目可设为：语文、数学、理综（理化生）、文综（史地政）。可以采用全国统一命题，也可以分省自主命题，各省（市）、自治区可按照当年本科招生计划人数的120%至150%划定参加第二次考试的“资格线”。

资格考试的成绩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一是作为高职、高专学校提前招生的依据，二是作为大学自主招生的依据。通过“资格考试”的高三学生，可以集中精力去准备“能力考试”；没有通过资格考试的学生，可以选择直接申请入读高职、高专学校。高职、高专可以分两次招生录取，但要统一入学。第一次安排在高校招生资格考试之后进行招生，主要面向未能通过资格考试的高三学生，可根据学生的资格考试成绩进行择优录取；第二次是在“能力考试”之后进行招生，主要面向虽然参加了“能力考试”但未能被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

资格考试之后，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高职、高专的录取分数线。上线的所有考生都可以直接向高职、高专递交入学申请资料，高职、高专院校可以对其中未获得本科报考资格的学生进行正式录取，对获得本科报考资格的学生进行“预录取”（待其报考本科院校录取结果明朗之后再进行正式录取）。高职、高专院校要合理分配招生指标，用于下列三类具有高职、高专入学资格的学生的录取：第一类是未获得本科报考资格的学生；第二类是获得本科报考资格但愿意申请入读高职、高专的学生；第三类是获得本科报考资格但最终未被任何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

资格考试之后，所有高三学生将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通过了“资格考试”的学生；第二类是未通过“资格考试”但分数达到高职、高专录取线的学生；第三类是资格考试分数未达到高职、高专录取线的学生。中学要为以上三类学生安排好最后一学期的学习和培养工作。第一类学生主要进行高考复习和大学预备教育；第二类学生主要进行一些高职、高专的通识预备教育和不少于4周的社会实践活动；第三类学生集中进行职业技能型的教育和培训，为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就业进行充分准备，必要时可以安排8周左右的职业技能实习。

高校招生资格考试全面考查学生综合学业水平，强调文理并重、学科均衡发展理念。资格考试难度不宜过高，能较好地起到本科与高职、高专的分流作用即可，难度应介于学业水平测试和传统高考之间。这样的安排，也可以有效避免高中过早进行文理分科，把高中文理分科延迟到高三最后一学期进行。

第二次考试为“能力考试”，面向已通过资格考试的高三学生和社会考生。

能力考试与资格考试的目的和定位有所区别。能力考试的对象是具有报考本科院校资格的学生和社会考生，试题的难度、考查的侧重点应该有别于传统的高考，以能力考查为主，侧重于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借鉴美国学术能力测试（SA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命题思路，新设置一门旨在考查学生学术潜力、创造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试，这一考试不针对某一特定学科，文、理科考试内容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