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看中俄关系变数（2）

中亚的棋局与变局

几乎所有观察家都指出了中亚对未来中俄关系的意义。对中国而言，占全球原油储量近1/6的里海盆地是能源输入的又一安全阀，已经建成的中哈石油管道和中土天然气管道对北京具有极大现实意义。而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虽然在1990年代趋于衰弱，但经历过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和2008年的俄格战争，普京决意恢复莫斯科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一方面阻止美国和欧盟对前苏联西南部“破碎地带”的渗透，以防中亚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战略的搅局者，另一方面也警惕中亚极端主义分离势力侵入俄国本土。

相比在东亚，中俄在中亚的伙伴关系默契感更强。俄罗斯在许多时候默许中国经济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延伸，中国则谨慎地将其中亚战略限制在经济领域。但这种状况就长期而言很难维持—美国自阿富汗全面撤军之后，推动中俄两国在中亚维持团结的一大主因已经消解，而中亚与北京之间经济关系的密切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政治接近，这会给中俄友情带来变数。最近两年来，不少中国问题研究者提出“西进”口号，倡导把北京领导下的欧亚大陆腹地政治经济整合作为未来10年对外战略的重心，以充当中美在亚洲大陆东部关系趋冷时的“战略对冲”。

这种“对冲”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被莫斯科察觉到了—2011年10月3日，普京在《消息报》发表文章，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同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计划到2015年正式建立“欧亚联盟”。这一联盟绝非单纯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是对中国在中亚经济地位日趋上升的一种制衡，与2010年以来普京在其西部和南部邻国恢复控制力的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在能源布局上，莫斯科“重返中亚”将限制中国从这一地区获得油气资源的自由度，进而在中俄能源博弈中占据主动；不仅如此，这一组织完全可能覆盖甚至取代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使中国在上合框架内已经取得的事实领导者地位被架空。

经历了叶利钦时代被欧洲拒绝、爆发车臣战争、国际影响力急剧衰落的冲击，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依托文化和“软实力”重建国际威望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倚重油气筹码和“硬实力”来投射存在感，对南部和西部国家的政治倾向尤其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莫斯科会放任中国全面进军中亚。

从历史上看，俄国这个“心脏地带”强国具有双重战略属性：一方面，作为“前哥伦布时代”草原民族的继承者，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对外扩张方面拥有先天便利，从而引来西方强国针对它组建的包围圈；另一方面，它很容易和外围海上强国联手，共同对抗“边缘地带”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强国。1815年，正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陆军与英国舰队一起埋葬了拿破仑帝国；1914年和1941年，俄国两次与海洋强国结盟，在对抗德国这个“边缘地带”国家的战争中担当中坚。今天的局面与之相当类似—中国这个海陆复合型强国已经对主导性海上国家（美国）构成了压力，而俄罗斯却丧失了恢复苏联陆上霸权的可能。当莫斯科感到来自东方的压力构成挑战时，它的自然倾向必是与海洋强国结盟。这样一组三角关系中，被抑制的对象将不是1970年代的“社会帝国主义”，而会是今日的“伙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征宇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