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读彭德怀“万言书”的真实反应（2）

论述这个问题，须专门一本书，而非现在这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本书只是将毛泽东思考的几个阶段几个要点列出来。

登庐山每上一公里路要转十七道弯。当毛泽东“跃上葱茏四百旋”时，正是“三面红旗”遇挫，面对一片“反华大合唱”。他恰似“一山飞峙大江边”，对于包围中国的骂声，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泽东“冷眼向洋”看美国，看台湾，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决非像某些书里所写“冷眼看着他过去的战友们上山，一一收拾他们”……

形势座谈会开始不久，几位“促进派”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发言有问题”，毛泽东不介意，当着卫士们的面说：“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又一位负责同志陪毛泽东散步时汇报：主席建议从不同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总反对，说特殊化……

毛泽东听了仍是一笑而过。

彭德怀送上“万言书”，毛泽东也并未像某些书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样“龙颜震怒”，当时在场的秘书、卫士长以及卫士都回忆过那经过：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枝香烟插入烟嘴，继续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吸燃香烟后，他还说过两句：“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书呆子，谁都懂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真话不见得是对话。正确与否的标准不只是简单一个真话假话，还与时机、形势有关，更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关。同样一句真话，十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十年以前讲也许就“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也敏感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在“万言书”里也用上了这个观点。二是“促进派”提醒毛泽东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绪”蔓延开来，“乱了思想”、“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可不得了!

毛泽东当然明白非常时期(或叫困难时期)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他沉住气，要看看“另一种倾向”到底有多严重。

七月十七日晨，庐山上的与会者都拿到了大会印发的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向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七月二十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台湾中央社和美国各报迅速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这期间，山下一些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

于是，从杜勒斯到蒋介石，从赫鲁晓夫到山上山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恶意的攻击和善意批评便交汇混杂，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一个“合唱团”，形成一种“大气候”。

于是，“万言书”本身内容再也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对事业而言，毛泽东的威信，共产党对国家机构领导权的合法性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是远比彭德怀的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后人评说前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国情。实际上，不少人持同一观点：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苏，标志苏美开始握手。在这种“包围圈形成——的共识下，毛泽东同一天开始反击，在庐山会议上做了尖锐激烈的发言。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党中央委派聂荣臻、叶剑英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自述》也证明，两位元帅都反复讲明“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面利益来做检讨”。

由此不难看出，把彭德怀折于庐山，只归结于向毛泽东上了一份“万言书”，实在太简单太肤浅有人把时代错误简单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就更为错误。

当毛泽东凭窗而立，呼吸着庐山夜晚的凉气时，他思考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击彭德怀，而是反击到哪一步!?

如果说“促进派”的汇报要求和“大气候”的影响，促成毛泽东数落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有背后议论，会下“串联”，自然就变成了“军事俱乐部”，升级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八月一日，建军节。毛泽东已定下罢免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心。

上午十点，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