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北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并逐渐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当代西方学者中,澳大利亚的科林·马克林教授关于中国形象的持续性专题研究及其成果,对于增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近,他的专著《我看中国》中文版在国内出版,展现了一位长期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 

■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形象以更丰富的姿态展示给西方世界

马克林从1964年第一次来华至今已访问中国60余次。他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对中国与西方相互之间存在的一定偏见与误解深有体会,因此很愿意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

1989年,他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出版,该书是一部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著作。但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深刻感到有必要把新时期的中国形象以更丰富的姿态展示给西方世界。因此,他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于近年写成同名著作(中译本名为《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等多方面展示了当代中国及其形象的变化,并就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肯定与否定的理解分别做了具体分析。该书不仅有利于西方人认识与了解当代中国,而且有助于中国人了解自己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对于“西方”和“中国”的概念,马克林认为,西方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语言或地理意义上的。

《我看中国》一书不仅仅是马克林个人对中国观察与分析的结果,他还在书中分析了其他西方学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有杜赫德的《中国通史》、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大洋彼岸》、史景迁的《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等。以上研究既有对中国客观公正的介绍与评价,也有不实与歪曲之处。

■具体分析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认识的变化情况,并揭示了影响西方人正确认识中国的主要因素

马克林认为,西方如何看待中国往往并不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本国政治和军事的考虑,并受本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就个体来说,主要影响因素有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成长经历、思想形态、脾气秉性、主观偏见等;就社会和国家来说,主要影响因素有西方社会内部以及中西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马克林认同美国学者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即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进行定义和构建,目的在于彰显自我的理性、权力和价值,并以此实现强权政治,强调自我主体的优越地位并期望能保持下去。

马克林在书中具体分析了西方社会对20世纪以来中国形象认识的变化情况。如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总体不错,尤其是1941年至1945年间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比较正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求。受美国影响,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形象在这一时期也迅速提升,由“东亚病夫”变成“自由之国”。这一时期中国形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西方的政治策略而非中国的现实形势,其中,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更是一个重要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带来迅猛而剧烈的冲击,这次是由正面转为负面,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美欧利益。尽管1949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美苏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当时媒体的宣传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急转直下,“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形象以负面为主,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利益背离了西方利益。

1970年代,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使中国在美国的形象突然出现好转,并影响到大批西方国家。当时美国的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威胁论”迅速降温。1966年盖洛普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勤奋、无知、好战、狡猾、奸诈;而尼克松访华一个月后所进行的盖洛普调查则表明: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勤奋、智慧、上进、诚实且具有艺术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及中国给以不少积极评价,这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当时的政策被认为符合西方的国家利益。

马克林还特别提到了英国学者雷蒙·道森的“钟摆理论”,即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不断由一边转向另一边,由积极到消极,再由消极到积极,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的国家利益。

马克林认为,除了政治和军事因素外,西方的新闻记者、智库学者、留学生和游客、影视作品等都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产生较大影响,而互联网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很多西方国家的民众对政府不是特别信任,官方对中国的报道和统计报表不是他们认识中国的最重要渠道。于是,新闻报刊和记者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政府。因此,如何使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真实、客观地了解中国、介绍中国就变得非常重要。

马克林认为,21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比20世纪90年代有较大改观。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人自身也不断地批评自己的国家,而客观公正的批评是有益的。但是西方却倾向于夸大中国的不足而忽略中国的成就。中国人口众多、疆域广阔,其发展进程中蕴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学者不应只是取己所需,片面僵化,而应做全面辩证的观察与思考。

■对如何提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阐述了一些深刻见解

马克林认为,要提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关键在西方而不在于中国,因为中国人没法控制西方人的思维。西方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无法平等地看待中国。比如,美国目前就很难接受中国的发展现实和对其世界第一位置的撼动,即使中国并无此意。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可以也应该为改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出努力。例如,孔子学院的建立就收到较好成效。他认为,孔子学院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机构,而不是一些西方人指责的中国政府安插在西方大学的宣传工具。即使把它理解为宣传工具也无可厚非,因为许多西方国家也都投入不少财力建立海外机构以宣传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包括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等。

马克林还认为,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很重要,他们不仅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是影响西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这对于提升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有很大帮助。他建议,西方学者应多关注一下中国自己的理论,如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他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有时来自于一些定居在西方的华人以及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中国学者。如何减弱他们的消极作用并增强他们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亟须破解的难题。他还特别强调,要重视留学生和游客在宣传中国形象方面的作用,因为双向的民间交流可以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林在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对他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在阅读他的《我看中国》时,也要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

(作者分别为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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