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中日经验比较（2）

四、中国：不完全是发展型国家？

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它是否是像日本一样的发展型国家呢？虽然与日本存在一些重大的差异，但是中国最终能够乃至可以变得更像日本。至少，与日本经验的比较突出了东亚成功经历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东亚及其之外的地区来说可能具有持久的意义。

有两个一般性问题应该指出：第一，像日本一样，中国的发展计划深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当然，这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劣势之一：在美国主导的日益一体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中，中国发现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在这样的环境下，难怪中国的领导人最初“倒向”它的意识形态盟友——苏联。第二，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于日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只不过初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型国家。事实上，它几乎不可能是其他的形式：政府只可能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那样是干预性的和指令性的。

但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力更生的局限性和脱离全球经济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改革前没有取得重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快速发展相比却相形见绌。即使在中国政府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之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能否成功仍不明朗。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转型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不清楚。尽管日本有一些抵制全盘经济自由化的强大势力，但是政策变化在中国带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可能不只是简单的特权利益问题。

(一)中国：发展型国家的悖论

就中国最近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的行动必定是正确的。然而，许多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功能紊乱的，或者警告说，使中国成为一个发展型国家可能只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官方抱负，而不是党政机构内部的经验现实。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最终一定会在正确的时候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这仍然带来如下问题：中国政府对指导或管理经济应当担负多大的责任？至少“改革开放”决策是一项政治行动，堪比日本百年前的开放。就日本而言，有一项重要的共识，即无论日本经济目前出现什么问题，国家干预和指导的历史模式在高速增长期间发挥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中国缺乏类似的国家能力，因而对政府指导发展的能力的怀疑，使对发展过程的解释变得更模糊可疑。事实上，恰恰是国家能力的缺乏和政府由此缺乏命令或推动服从其政策行动的能力，才使得市场导向的发展变得更具吸引力。

许多因素似乎使中国的政府无法像日本一样扮演广泛而又有效的角色。当然，其中最明显的因素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社会主义国家，贫困落后，无法对外进行殖民化。这些显然都是长期的障碍。但是，中国政治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性质意味着偶然的力量塑造了发展的路线。中国国家能力的核心是所谓的“分散的威权主义”或功能分散的责任体系，从而使中国的决策行为充满了争论，连贯性也不如日本。

权力下放过程似乎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使用权力和指导发展的能力。然而，像中国以往的发展时期一样，权力下放的影响和现实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国近期的惊人增长与权力下放无关，声称国家仍然是高度集权和威权主义的，因而支撑最近发展的关键改革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完全发生在权力下放之前；另一方面，所谓的“中国式联邦主义”对中央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施加了相当多的限制。一种更为细微的中间立场强调各种机构在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持续互动中进行重组的方式。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继续展开，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体制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和特点不同于日本。尽管几十年来日本腐败和“金钱政治”盛行，至少在它的发展型国家高峰时期是如此，但是官僚体制基本上未遭到削弱，而且腐败也没有对发展计划构成多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在中国，腐败已经成为大众抗议的根源。然而，令人矛盾的是，腐败是接受和成功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因素。经济的增长和转变及其相关的激励结构不仅使资本主义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且还从根本上重构了官僚的地位。“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不仅模糊了阶级的界限，而且还对国家及其角色产生了影响。

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在中国，政府偏离了在日本所扮演的“自主”领导者角色，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党员一直对私有部门持怀疑态度，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官僚所扮演的企业主的逐利角色。换句话说，在一些官僚接触新私有部门的地方，他们常常腐败和追逐私利；倘若不是如此，他们实际上就缺乏有效地执行政策的沟通能力。这些潜在的问题由于如下一点而加剧：资本家自身的矛盾地位。就中国日益壮大的资本家阶级来说，关键在于它威胁不到当前的统治精英。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和私人资本的利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因此，正在壮大的资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积极前景：扮演它在欧洲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但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包容性与日本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和相似。日本在它的发展巅峰时期也是一个法团主义国家，而且“全球性的”改革压力至今仍然难以明显影响到其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强调的是，尽管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和更加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它的政治精英还是设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可能的政治影响。问题是：这样一些实践对发展过程的性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在未来是否仍然有效？

(二)发展成果

就中国经济的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约束而言，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发展主义的矛盾性动力。毕竟，中国的决策者们陷入了两难境地：既需要扶持不盈利和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又要面对一个日益由私人部门和外国跨国公司控制的、出口导向的经济。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因此，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并不容易控制，也不必然有利于长期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工业化。

于是，就中国的发展计划来说，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工业化的质量和深度。随着关于权力下放争论的展开，中国发展的证据是混乱繁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尽管中国经济总体上出现了明确的快速增长。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形成了一个“二元经济”。这种“双轨制”是从计划转变到市场的部分意图，最明显的表现是国有企业继承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尽管国有企业的数量及其在经济总体中的份额急剧下降，政府“抓大放小”战略表明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私有化的一般态度。但这种态度的意图是维护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同时允许小企业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繁荣发展。

无论日本对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态度具有何种优点，中国的政治精英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不仅更广泛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在最近数十年里成为常态，而且国际监管机构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和干预。其中最明显的现象莫过于中国加入WTO了。结果，中国无法有效地发挥“后发”发展和追赶战略的一些潜在优势。

近年来，国际经济活动组织化比较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制造过程的模块化和新跨国生产网络的形成。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必须努力融入这样一些网络。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困境是：模块化的生产网络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使之能够融入快速扩张、超级竞争的公司结构；但是这样一些过程可能难以控制，并且发生在不利的条件下。对中国来说，结果基本上是工业化过程仍然相当缓慢，技术转移受到限制，二元化的趋势依然存在，因为高度国际化和竞争的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现代化并无多大推动作用。

产业升级和技术转移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因为国家能力的缺乏，就是因为权力下放的影响以及国内公司之间或者外国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由此所缺少的生产网络和有机联系。然而，当中国的决策者要真正地控制或指导所希望的工业发展时，中国政府的倾向和志向仍然是发展型的。日本“商业现实主义”或者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特征之一，是清楚地意识到技术优势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中的重要性。对于采取一种“全面的”技术升级、安全和发展的道路，中国即便没有类似的能力，也有类似的决心。

(三)中日差异会持续存在吗？

在没有出现重大危机或冲击的情况下，制度的惯性或粘性可能带来对政策框架和其中的基本权力构架的路径依赖。即便如此，随着一些特殊观念的影响的增加，政策趋同的过程可能变得更普遍。毕竟，许多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指出政策学习和转移的可能性，也有较多的批评性研究强调跨国阶级力量在鼓励——即使不是强迫——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巨大作用。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对英美资本主义的抵制实际上可能会加剧。

各种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并不相同。但是，简单地来看，它们可分为两类：(1)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霸权竞争和冲突；(2)由于日益积极、深入地融入各类国际机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正在被社会化，将会表现出合作行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拥有影响它所加入的体系的潜力。因此，作为新近崛起的大国，中日之间存在明显和值得重视的差异。

日本当初开拓地区霸权的企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以失败和美国的占领而告终。随后，日本外交政策的最突出特征是“反应性”、消极性和无效性：对美国的战略从属地位意味着日本无法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作用。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制约，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可能放弃目前较为保守的路径，采取一种试图颠覆而不是适应或试图改革当前国际秩序的宏大战略。

在物质因素和思想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有两个变化尤为值得注意，并且可能促使东亚的差异持续存在。第一，中国日益成熟的外交正在加强其日益增长的物质存在，并且正在推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突出的发展记录可能使“北京共识”具有内在的吸引力，而它的“实用主义”公共政策路径和对威权主义的容忍使之对那些发展停滞或失败的国家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中国之所以具有惊人的思想影响力，是因为一系列影响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地位和实力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不仅正在削弱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而且正在改变对美国的认知方式。

数十年来，强大的经济一直是美国军事领先的支柱。当然，东亚的传统智慧和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约束之一是如下假设：东亚的发展取决于能否持久地进入北美市场。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最近出现的混乱，它的思想地位也发生了改变，甚至它的物质地位也出现更为明显的转变。美国最大的银行不得不向中国新的主权财富基金乞求紧急筹资。这一事实突出了国际经济实力均衡所发生的快速变化。对美国的一些评论家来说，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意味着19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所掀起的自由市场时代即将结束。取代消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是，政府努力重新控制经济并借此提高它们的全球影响。

新自由主义模式由于危机而遭到毁灭。不论是否认同这一点，不可持续的不平等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重要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英美资本主义日益下降的声誉和表现，它在从不同发展模式获益的东亚地区不可能赢得新的崇拜者。在这样的条件下，独特的东亚政治经济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怀疑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实际上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点不单单是一种可能。完全有可能的是，与破败的和声誉扫地的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东亚政府实际上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五、结论

东亚国家是否仍然是发展导向的？或者政府是否继续影响经济活动？在最宽泛的层面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多余的：所有的政府都参与提供任何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监管和社会环境。因此，如果我们把东亚的发展主义理解为公共政策和政府角色的总体定位，那么尽管面对沉重的结构和机构改革压力，东亚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显然会持续下去。

尽管中国面临着深刻的发展挑战和各种计划经济残余，但是干预主义的公共政策在其近年惊人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政策定位和发展意图上，高速增长阶段的日本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超越日本所没有的意识形态束缚。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虽然国家干预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向，但是产业政策成功的恰当标准并不是应当只选择赢家，而是应该听任输家破产。就国有企业强大的政治关系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持久重要性而言，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对中国来说，危险在于她可能被那些压垮日本的问题所压垮。像日本一样，中国最终可能陷入两种最坏的境地之中：旧的模式不再有效、合法和适用，而新的模式又发展得不够充分深入，难以维持未来的发展。中国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恰恰在英美模式自身变得不稳定和不可持续之时，中国的不平等和失业水平不断增加，这清楚地表明了西方市场模式的一些负面效应。尽管如此，在竞争性资本主义的长期传奇中，东亚的发展主义或许仍然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