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整版刊文论述毛泽东文风特点（2）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即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我看到“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

我们先看毛泽东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再看他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一文中的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勾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 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下篇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好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第一个原因是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拿破仑到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9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常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