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马克思“改变世界”的“世界观”（2）

诉诸《提纲》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以揭示和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以“哲学”方式所构成的世界观为“纲”，马克思才在《提纲》中逐段深入地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言之，在《提纲》第二段，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必须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在紧接其后的第三段中，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所探讨的“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问题，又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之后的第四段中，马克思又针对费尔巴哈不能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提出“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由此，在《提纲》的第五段，马克思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正是基于此洞见，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六段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在《提纲》的第七段提出，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基于以上论断，马克思作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论断。由此所引发的为什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反而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问题。在《提纲》的第九、十段，马克思作出了回答：“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就是说，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在理论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是因为新唯物主义在其现实基础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正是基于上述论断，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段，作出了人们经常引证的基本结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理论内容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哲学”的扬弃，既“克服了”“哲学家们”把哲学当作关于“总联系”的“科学的科学”的幻想，又“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根本理念上看，“现代唯物主义”与“哲学家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家们”不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以“直观”的方式或抽象的“能动”原则去回答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因而他们的“哲学”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并且只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则是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根本理念出发，“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从现实基础上看，“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提出和回答“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根源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因而“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现代唯物主义，才能超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形成“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种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所构成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