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3）

文革对于专业化的官僚制的检验

美国政治学者尼斯坎南认为官员们的主要追求是本部门预算拨款的最大化，预算拨款增加与官员的职业利益有因果关系。就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经验看，官员们和主管机构似乎明确持有一种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要求更多的财政拨款或者向服务对象收取高额的费用，同时，各种部门的"制度创新"往往指向那种“单位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价格最大化”方向，而各种有利于普及但不利于部门利益扩张的方案则长期受到忽视。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说他们垄断全部医疗资源但只为城市少数人服务，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不到重视。“文革”期间农村能够普及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也许并非偶然。"文革"期间教育部和卫生部的管理体系被打乱，主管官员丧失权力，新成立的革委会主要是军官主导的，军官们对于教育和医疗应该没有“先入之见”，所以支持并推广了一些有效的做法。1968年，覃祥官（湖北长阳县合作医疗事业的创始人）在湖北长阳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被《人民日报》报道之后，受到各地革委会的响应；而山东两个小学教师提出“小学民办”的建议之后，也一样得到广泛支持。代表教育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代表卫生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均为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对于“文革”中间广受好评的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则持有明确的冷淡乃至于反对态度。

毛泽东时代可以依托基层组织，实现教育和医疗事业的“非商业化”，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经营，同时采取"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方式最小化人工成本，实现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之下进行普及。覃祥官在合作医疗被抛弃之后，总结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和毛泽东思想，合作医疗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新农合”类似于西方的福利国家方案，因为人均拨款水平很低而管理成本又很高，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成效有待于观察。如果没有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医疗事业难以建立起来，即便是建立起来也很难生存和运作下去，低收入的农民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改善生存条件引入新技术服务的路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对于比较穷的人来说，看来是必须的。医疗事业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医疗和医生实现“非商业化”，以今天的财政支持水平可以支撑一个比毛泽东时代高得多的合作医疗事业，而且覆盖全民。1976年有报道说邓小平明确反对农村合作医疗，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这看来符合卫生部及其所属机构的愿望，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代表性。正规化与高成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官员的预算最大化愿望相一致，这和向低收入人口普及的方向相反。也许，普及医疗服务的努力要能够超越“预算最大化”官员愿望之后才能够得到重视并实现。

底层民众的政治保守派化与官僚制的异化

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注意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旧观念的损害也特别严重。“当官管人”这种观念今天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异化就特别严重，因为不容许随便解雇工人，也不能够任意改变工资级别，这就出现一种“管理手段”特别缺乏的问题，一些干部就把界定“政治异己分子”作为打击手段来使用，还发展出各种“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群体，专门打小报告什么的。“文革”能够发动起来，与这种“整人”背后的官民关系异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政治异化损害了多数人的政治感受，但是却在“共产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修养要求之下，被整个官场正当化了。这样，就形成了官场提拔擢升的“政治资本积累”规则。这个规则不鼓励独立思考，最后形成了“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的潜规则，如果没有"文革"初期各级官员引导下的胡乱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文革”是不是能够发动得起来都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不方便公开说这是官场多数人的处世规则，因为需要把矛头尽量缩小，社主义制度的现实实践中间，为了“行为者”自己的方便，依靠官场个人利益链条发展壮大的各种消极内容，虽然不是出于制度设计的需要，但也一样带有根本性。要消除这种“不合法”的潜规则，“文革”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都很难完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做理论切割可能要容易一些，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培植新的支持力量和健康力量去抵消不健康的东西，恐怕更具有关键性，制度建设之难恐怕是在这里。

社会主义越成功，工人、农民越保守。社会主义的维持力量，被寄希望于劳动群众，但他们反而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而陷入保守。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对于权力精英的权力和利益扩张限制越是厉害，他们就越是持有一种“必须变革现实”的“右翼激进主义”愿望，上层激烈的变革愿望是作用在底层的“政治保守”情绪基础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上层有很大的动力，底层也有足够的动力。我觉得要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恐怕不能简单提及一部分人的意愿和愿望，然后做因果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