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2）

革命时代的管理学革命成就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场彻底的革命胜利之后才展开的，革命时代形成的经验特别是管理和基层政府组织方面的经验，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共产党高层的争论主题和内容，仍然是延续革命时代的争论。一场革命是以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为目的的，在革命者对垒统治者的年代，无论物质（经济力量）还是暴力（军事力量）方面，革命者都处于劣势，这迫使革命者寻求一种不同于统治阶级的管理模式，完不成这种管理革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红军管理模式，我把它称为"扁平化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被大大地压缩了，这导致绝大多数官员的反对，而竭力主张完成这一场管理革命的毛泽东，则受到大多数军官的反对，1929年有投票权的军官把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给选掉了。延安整风实际上仍然是继续推行江西时期未完成的管理革命，毛泽东整风运动的三大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其实都是要推广一种新的行政理念。毛泽东这些讲话中间还隐含了对于知识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他不承认有"脱离实践过程的规范"或者规律。延安整风中间对于组织和权力的想象、对于知识的理解，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理性化"的基本前提。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拥有了执政地位，现在也有了物质和暴力的优势，管理开始向传统统治阶级的常规经验回归。1958年毛泽东尖锐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话题，同时在多次讲话中间系统回忆根据地时代“管理革命”的原因，他说上井冈山之后“无人、无钱、无枪”，所以必须转过来依靠战士，产生一种“民主作风”；而进城之后广大干部“熬了三年”终于大规模恢复“等级制”，这是“向资产阶级学习”；1969年他在九大上更是指出“进城以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临终时他还说我们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从管理中间的权力分配和官民关系去看待宏观政治和制度性质的视角，是与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对照视角，也就是“文革”期间经常批判的所谓“背叛革命路线”问题，与革命时代经验的巨大落差，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批判资源。

基础性的生产体制中间，官民关系是一个关键。以前国民党时代的工厂跟今天一样，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有很大的社会鸿沟，白领和蓝领对话都很困难。“土八路”进城接管工厂之后，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发动工人一起去批判工厂的坏人，“镇反”、“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这样，并以此变革权力分配和管理关系，提拔工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当干部。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的时候，工厂内部资本家雇佣的代理人已经不大起作用了，旧有的常规管理模式和权力关系都已经变过来了，私有制还没有变，但基层政治和组织作用早已不一样了。此后工厂里面的资本家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对外在市场上不再能够囤积居奇，对内也丧失了管理工人的权威。这有一个社会关系模式的替代，以前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服从，但是共产党进去以后，照搬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那一套经验，形成了新的气象。这个时候车间主任、班组长都是此前的师兄弟、同事，而且基层干部大多数也不能完全脱离劳动，以前动不动就解雇、罚款这些手段也很难频繁使用了。把这一套体制慢慢移过来以后，管理手段是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50%以上。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学术研究仍然非常薄弱。在共产党内部，刘少奇、邓小平始终持有一个制度理想，他们始终要恢复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强化管理手段的运用，以为这就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改革有一个很根本的方向，就是提升被管理者相对于管理者的权利和地位，这本身就可能导致对常规管理手段运用的限制。反过来，现在只要一提到改革，就是强化官员个人的权力，让他们有更多的手段去挟制被管理者。社会主义制度“正向”和“反向”变革，都没办法用所有制变革来简化，至少是在起始阶段没有所有制的变化，所有制变革其实都出现在完成时态上，如果把毛泽东“政治挂帅”理解为“非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就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