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7）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