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阁：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模式没有普世性（2）

价值不仅具有相对性、具体性，而且具有共同性、普遍性。价值的共同性源于主体有共同的需要。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从而产生一些共同的需要，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关系、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由此就不难理解不同文明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相似的价值观。价值的共同性是分领域、分层次、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由共同利益的差异决定的。在存在较多共同利益的领域或问题上，如科技进步、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卫生防疫、预防犯罪等，价值的共同性就较多。而在利益竞争、利益冲突较多的领域，价值的共同性就较少，如阶级关系、劳资关系等。

承认共同价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和进步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文明的积累、进步既包括同一种文明纵向上的继承，也包括不同文明之间横向上的借鉴、吸收和融合。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历史正逐渐成为“世界历史”，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超越了国界的限制，都需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从而需要确立一些超越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的共同行为准则或价值准则。经济全球化愈发展，价值领域的共同性也愈发展。

但是，共同价值却不是绝对的“普世价值”。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是人的社会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不同的人、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共同价值不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民族，只能适用于特定时期、地域，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价值关系中。共同价值也不是特定价值比如西方价值的普世化。它们不是伦理学中的“绝对命令”，不是天才人物的发现，不是某个地域的特殊价值的人为提升，而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过程。不论是外部的强力灌输，还是主动地囫囵吞枣地接受，都无法真正形成共同价值，都得不到被输入方的认同。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模式没有普世性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是什么呢？无非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自由，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财产权不平等，一切权利平等就都是空的。法律上人人可以自由竞选总统，可实际上行吗？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花费是10万美元，到了1980年上升到10亿美元，2008年达到24亿美元，2012年更是达到惊人的60亿美元，美国的民主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人权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英国“王室宝贝”的人权与非洲难民孩子的人权怎么可能一样？在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黑人和妇女就没有选举权；穷人与富人的选举权也不平等，因为纳税多的人有多张选票；只是到了1870年黑人才有选举权，1920年选举中的性别歧视才被禁止，1964年选举权才不受纳税额限制。在西方社会现实中，金钱、财富决定一切，决定你的自由度，决定你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决定你享有的人权水平。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政治改革，带来的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而是政局动荡、社会分裂乃至国无宁日。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有的离我们并不遥远，照搬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实例实在少得可怜。一些专门研究西方民主问题的学者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水土不服、运转不灵，充斥弊政、贪腐和乱象的外来民主被他们称为“劣质民主”，这样的民主不是国家和人民之福，而是国家和人民之祸。

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千辛万苦、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主义”，如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纷至沓来；西方各式各样的民主模式，如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等都在中国尝试过，结果都行不通。事实早就证明，脱离中国实际，全盘照搬西方的洋办法，只会水土不服，注定要失败。

不仅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模式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也都是外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活动的初期，曾经照搬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俄国革命模式，结果屡遭失败，险些葬送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觉醒起来，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中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普世价值”今天被一些人热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他们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其用意何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直接和间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获得了足够的历史定力，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