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论五大功能区域建设与经济权利禀赋改善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推进五大功能区域建设及各区域间协调发展。在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各区县应依据自身特色及发展定位,着重提升区域经济权利禀赋,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而市级相关部门应瞄准区域功能战略目标,着力于统筹联动各功能区,稳步提升重庆市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于经济权利禀赋与区域发展的密切关系,自上世纪末以来便开始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发展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饥饿的产生与粮食的多少无关,而与个人获取粮食的能力有关”。也就是说,一个地区落后和贫困的根源主要在于权利贫困,而非其他因素。特别是对于后发达区域而言,资源要素禀赋仅仅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经济权利禀赋才能从根本上决定区域资源(要素)禀赋,并能够通过影响自我发展能力对区域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同时,由于同一时期相异区域及同一区域相异时期的经济权利禀赋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了其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影响,因此,基于经济权利禀赋探索区域转型发展路径,应着重考虑经济权利禀赋弥补的差异化功能性需求。

理论上讲,所谓经济权利禀赋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在竞争市场环境中拓展的交换权利映射集合。这一定义概括了经济权利禀赋内涵的两个方面,一是其作为一个静态集合,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制度资本等资源要素,二是其作为一个动态集合,涵盖了经济权利禀赋在竞争市场环境中拓展的交换权利映射。进一步从经济权利禀赋内含的四项资源要素来看其对区域发展的作用,物质资本权利奠定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权利保证智力支持、技术资本权利提供技术支撑、制度资本权利实现制度保障,四者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共同构建出区域发展的良性权利体系,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该看到,西部及重庆的区域发展,既面临着历史发展差距、制度环境缺位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滞后的时代背景,同时又处于东中部相邻和辐射区域复杂的竞争市场环境中,因此,重庆乃至西部地区要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基于此,其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的选择,必然要基于以有层级的区域为对象的经济权利禀赋的逐步改善与提升。

直辖以来,重庆崛起与发展的历程正是区域经济权利禀赋理论很好的例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重庆依托其良好的区位优势,通过牢牢抓住直辖所致的政策制度变迁,提升自身经济权利禀赋,壮大发展主导产业,迅速在同等次欠发达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优先承接区,自身产业结构整体实现了转型升级。并且,随着进一步吸引更多外界资源要素流入,重庆的经济权利禀赋结构日益优化,逐渐实现了物质资本权利主导产业向人力资本权利主导产业,进而向技术资本权利主导产业转移的新突破,为其成为长江中上游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关键增长极的国家区域战略定位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