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由来和使命（2）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一直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空前增大，国家安全形势相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要复杂得多，国家安全往往涉及军事、外交、情报、公安、安全等部门和工作，还涉及海洋权益、金融、信息化和互联网等部门。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态势，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却高度分散，力量分布于政府和军队各个职能部门中，需要综合应对之时却往往“各自为战”。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难以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日常事务，也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资源来作出应对重大突发性应急反应，以及制定、协调和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特别需要一个权威性机构对国家安全力量进行统一领导、集中决策和统筹协调，在国家层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规划，更好地发挥统筹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大安全观”的战略思维，是应对国家安全形势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例如，如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导致我国海上战略通道中断，仅靠交通运输或能源部门根本无法应对，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协调。而且，由一个部门提出的应急方案可能局限于部门利益，无法更好、更全面地解决危机，需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综合应对。2013年8月，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以更好协调各个职能部门，调动国家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地区的反恐工作。但这一机构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土壤，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在更高层级上制定全面应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规划、方案和措施，进而对恐怖主义进行更有效的遏制。可见，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总枢纽，将更加有效地统筹安全维稳与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陆地和海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事务等各方面关系，促进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盘棋”运作，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提升国家外交能力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迅速发展，有效整合外交资源，减少我国和平发展国际摩擦成本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国际安全事件的矛头、焦点和锋线前所未有地指向中国，我国外部安全决策上势单力薄的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在外部安全决策上，以外交口主导的外事领导小组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外部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调节机制，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大外交观”的战略思维，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能力的提升。最直接的体现，是减少信息上报与指令下达的环节，拉近最高决策层与事件原点之间的距离，显著提高中国应对急难险重问题、快速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的能力，降低外界误读、误判的可能，提升我国外交工作和决策的效率，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以后，中国对外部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会进一步提高，战略评估、战略分层、战略规划、战略决策和战略布局能力进一步增强，以日益增强的国力为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争取主动。

目前，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巴西、南非、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波兰、乌拉圭、智利等国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作为国家安全领导机关，统筹协调各部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发挥外交的功能，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对话和交流，积极开展国家安全领域的磋商，对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格局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可以成为反映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对外宣传我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消除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军事力量发展的疑虑，进一步改善我国国际环境。

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