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的群众路线（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有了对待群众的正确态度，还要有领导群众的正确方法。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解决了党如何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问题。

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党科学的工作方法奠定了辩证法和认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中，为了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1943年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还强调，“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中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准确的表述形式和“基本的领导方法”的定位。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地表述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四大以来党的章程关于群众路线的规定之中。

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他又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两个论断相互关联，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与人类认识发展基本规律之间的关系。对领导干部来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当然不是如一些人望文生义地理解的那样，把“实践”和“认识”当成了“群众”和“领导”的分工，似乎群众只实践不认识，而领导只认识不实践。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过程，人们总是在实践中认识，又在认识指导下实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揭示了人们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又将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规律，而绝不是将实践和认识看作彼此孤立的各自以纯粹形式出现而仅仅前后相随的两个阶段。无论领导或群众，都既是实践者又是认识者，既在实践中认识，又在认识指导下实践。但是，处在领导岗位的人员有区别于一般群众的特殊职能和责任。他要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加工成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贯彻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行动。这是一个生产、加工精神产品并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这种特殊岗位的职能，使领导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同时又赋予他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这就使其有可能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忘记了正确的思想只能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从个人主观愿望乃至个人利益出发，制造出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产品，即做出错误的决策。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必须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小学生，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群众的实践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并在群众中检验和发展。

毛泽东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从群众中来”，不是“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毛泽东反对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他要求对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凡属正确意见，党必须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到群众中去”，不是命令群众去办。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一个正确的决策，不仅要有群众客观上的实际需要，而且要有群众主观上的觉悟和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领导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态度与方法是不可分的。态度决定方法，方法体现了态度。“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态度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互联结，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完整形态。它既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体现。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