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及其启示 （2）

（二）指明新的方向，吹响新的号角（1990年——1992年10月）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新的关口。从国际上来说，苏东局势的持续恶化使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西方大国也在联合对我进行制裁，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从国内来说，政治动乱的发生也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左”倾思想有所抬头。这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和担忧。在政治局面稳定之后，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他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当时，经济治理整顿已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形势趋向好转。但邓小平也敏锐地提出了他的隐忧。1990年3月3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什么叫适当的发展速度？就是要能保证我们“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邓小平看来，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经济能不能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够稳步提高，这关系到我们的发展战略能不能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为了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他特别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必须有宏观的战略。邓小平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比如，抓上海，抓浦东开发，就是一个大战略、大措施。1990年、1991年和1992年，邓小平连续三年春节期间都在上海谈到，上海搞晚了，浦东开发晚了。他说：“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25页。]可以看出，他是从全国发展的大局出发来思考上海开发问题的。

第二，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必须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1991年1月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就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07页。]但是，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当时在扩大改革开放上问题上，人们在思想上还存在“姓社姓资”的疑虑，迈不开脚步。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吹响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号角。

第三，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必须抢抓机遇上台阶。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的抢抓机遇意识特别强烈。这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有关。从国际形势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发生大转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31页。]，“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54页。]从国内形势看，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经过平息动乱和经济治理整顿，我们也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在科学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邓小平认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6页。]。他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邓小平围绕着加快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得到系统总结和升华，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和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党的十四大贯彻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并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邓小平在这其中的“鼓动”之功功不可没。[ 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同朱镕基谈话时曾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08页。）]

（三）观察和思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新挑战（1992年底——1997年2月逝世）

经过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已经深入人心，弥漫在中华大地上的影响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思想疑云逐步消散，中国的改革开放再也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同时，十四大也选出了新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团结的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提供了组织保证。对此，邓小平感到非常欣慰，他觉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993年1月3日，他在给孙辈的信中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8页。]

党的十四大后，邓小平已经完全不过问工作了。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中国开辟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政治家，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却并没有停止。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他“退休以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邓小平一方面继续强调“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9页。]，“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8页。]，“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8页。]。另一方面，邓小平这时候也开始思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引向深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各种新问题。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清醒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比如说，对于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收入如何分配，就是邓小平这时候提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199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上刊登的两篇文章《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引起他对分配问题的思考。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又提到：富裕起来财富怎样分配，这是个“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邓小平不仅提出问题，而且指明解决问题的时机和原则。时机就是“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原则就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7页。]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新挑战，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方面，还表现在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思想日趋多元化，如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深刻提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比如说，如何不断坚持和开辟社会主义道路，如何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进一步扩大民主、推动有序政治参与等等，都是需要我们不断结合实际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今天看来，邓小平当时所思考的关于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上述新挑战，现在都成为我们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再次表明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

三、邓小平晚年思考所体现出的思想方法和品格风范

邓小平晚年的上述这些思考，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同时，这些思考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方法和崇高品格风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体现了他战略性、宏观性的思维特点。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他思考问题都善于从大处着眼，他的晚年思考也是如此。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建立坚强的领导集体等等，邓小平晚年思考的这些问题，都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即使是考虑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的思考也不是事务主义的，而是带有鲜明的战略性和宏观性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从政治角度讲，实际上就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讲。比如开发浦东、抢抓机遇上台阶等，都是事关我们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大问题，都是大的宏观发展战略，而不是微观的小问题。

（二）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体现了他辩证性的思维方法。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有一句得到毛泽东赏识的名言：一切照辩证法办事。他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直延续到晚年。在1989年政治动乱发生后，一个重大问题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即对这次事件怎么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怎么看？今后怎么办？邓小平认为，对这些问题要辩证地看。政治动乱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事，但如果我们冷静考虑、善于总结，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可以“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4页。]。邓小平实际上是主张反对两个片面性，既不能因为发生政治动乱而全盘否定我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因为发生政治动乱而忽视解决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看待，认真总结，“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8页。]，“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辩证性的思维方法。

（三）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

支持果断平息动乱、在动乱平息之后强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不动摇、主张建立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些都是邓小平从党和人民的事业长远发展出发作出的战略决断。他在酝酿退休期间曾表示，退休之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页。]，仍然“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5页。]。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虽然退出领导岗位，但对中国发展的紧迫心情他比谁都强烈。他反复强调要抢抓机遇上台阶，害怕丧失机遇，就体现了这一点。在1992年春，他更是以88岁高龄到南方视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发表一系列谈话。他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四）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体现了他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

邓小平晚年坦荡无私的胸襟和情怀，集中体现在他对自己退休问题的看法和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上。邓小平之所以下定决心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因为谦虚或者别的什么，主要是大局的问题，是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说过，他最后的作用是带头退休。在退休之后，他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并且多次公开表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他还集中谈了对自己退休问题的看法。他说：“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我在旁边看到成功，在旁边鼓掌，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要创造一种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这些话语朴实无华，言辞恳切，每每读来，犹在耳边；掩卷思之，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的可敬可亲的形象立现眼前，令人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