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体系建构谨防掉入“逻辑陷阱”（2）

主权安全：保持主权与治权统一，严防成为西方附庸

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是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对内自主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对外自主交往权之总和。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完整性，保护全体国民的利益。主权独立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中国的主权安全遭受的威胁首先来自国内甚至体制内的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这是产生“外国代理人”或“买办”的主要社会基础。多年来，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政治自信，在美欧面前亦步亦趋，努力使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互联网发展、新一轮全球化兴盛，使作为国际法基石的国家主权原则受到巨大冲击。为适应西方霸权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的需要，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诸如主权可分论、主权弱化论、主权让渡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诸多“奇谈怪论”，甚至认为主权是一个“坏字眼”，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应该予以抛弃。这些歪理邪说，一如当初的“大东亚共荣论”与“曲线救国论”，被中国买办所认同并积极宣传。如此，无边界经济——华盛顿共识、无国界政治——普世价值、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转基因作物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被逐渐抛弃。

理论上讲，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似乎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实际情形远比理论假设复杂，在帝国主义体系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大前提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只能有两条：一条是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条就是成为西方附庸的发展道路，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多年来，中国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千方百计、殚心竭虑地使中国与西方相互依存——实质就是成为西方的附庸。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①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学意义上，更多的是治权问题。国际治理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拥有独立的主权，并实现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方才有条件实现完善的治理，即所谓善治，如独立战争后的北美殖民地。倘若没有独立的主权，或主权与治权分离或分裂，很难实现善治，如二战前的西方殖民地以及现今的诸多奉行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有一个现象是：相关国家或特定行政区域治理得越好，附庸化、殖民化会越深，如回归前的香港以及现今的一些殖民地避税港。诸多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远离善治，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浸淫下，相关拉美国家主权(尤其是经济主权)被严重削弱，如此，不管多么努力于治权建设，都无济于事。

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②今天，我们以百倍的信心与千倍的热情来谋划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就是要保持独立与完整的主权，保持主权与治权的高度统一。

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核心和灵魂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威胁和危害的状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处于安全状态，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独立、政权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彰显、政治制度恰适、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等方面来衡量。③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国际上维护民族尊严和国民人权，也已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大威胁首先来自对威胁因素的错误认知。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近几十年来，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极端，走到“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另一个极端，无视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进而无视敌我矛盾在一定时期有可能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在这样的鸵鸟思维指导下，学界政界普遍认为，影响中国当前政治安全的要素，被理所当然而且一贯地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顺理成章地无视或忽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买办势力相勾结，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事实。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将敌我矛盾掺杂进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激发、诱导一些群体性事件，使之向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政府、反国家的方向发展，把“颜色革命”置于群体性事件之中。很显然，当今中国的政治安全的主要指向应当是政权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的灵魂，其对于培养国民政治认同感、维系社会控制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④在参与国际分工或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日趋活跃，侵蚀日趋严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其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中国崛起”曾轻蔑地表示，一个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电视节目——思想的国家，谈何崛起?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思潮在国内泛滥成灾，在“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化媒体中，到处充斥着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多党制、私有制、小政府、大市场等论调。谎言重复一千遍会被人信以为真理，这种“真理”刷新了无数年轻幼稚的大脑。急速发展的互联网有着无限放大的功能，而且重复、放大传播的成本近乎为零。那些荷尔蒙分泌过剩、自认为遭遇不公的人群，乐于尝试把“真理”变成实际行动，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此，对中国的政权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应当是如何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政治正确”。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一直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尴尬状况。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手始终很硬;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手则有些软。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眼中，四项基本原则只留下“坚持党的领导”一项就可以了。如此，在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被不断削弱，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分配原则被不断削弱，进而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被不断侵蚀。其实，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里，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缺一不可。深入细致研究不难发现，四项基本原则界定了中国的国体与政体，规定了改革开放的边界与底线，确保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在“中国特色”以及“非附庸化”的轨道上。“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安全：去组织化持续不断，认同危机日趋严重

社会安全一般被理解为反映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状况的综合指标。就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社会安全应当理解为对共同体的认同度以及认同危机。社会安全程度总体上取决于一国社会发展程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程度、社会公平程度、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原因等都有可能对社会安全程度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政府治理不完善的情势下，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相当有序，甚至还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一说。在“县下自治”中产生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如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地缘、血缘、姻缘基础上形成的信用制度。这些根植于基层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理论与政策的重要源头。在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一直被视为“家国一体”，国家(皇帝)一般通过对社会(家族)管理制度的政治化，直接将社会治理措施上升为国家治理方略，即实现用“理家”的方法来“治国”，“三纲八目”正是这一治理经验的经典总结。诚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⑧

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涤荡下，传统社会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被逐一抛弃。多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不断膨胀，以“经济人”替代“社会人”，以“利益共同体”替代“命运共同体”。相关社会治理少有问津，因为相关经济学家与政治家或寄托于政府，或寄托于市场来解决问题，其视线始终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之间做钟摆，其思维总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纠缠，但是终究无助于解决日趋棘手的诸多矛盾与问题。这是因为市场和政府都以社会为基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社会是基础，是核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作为命运共同体，社会是一切经济活动(如市场)、政治活动(如政府)的根基。社会不以市场、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决定着市场与政府的存在，但是，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治理失败都会威胁社会这一共同体的安危。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国际秩序的今日世界，市场(资本的钱力)往往绑架政府的权力，合伙欺负社会，欺压百姓，撕裂共同体。今日中国，自由主义者高呼，把权力(政府)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钱力”(资本)却没有了边界和底线，为所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担心，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关进资本设置的笼子里。

市场既是“财富的魔法师”，也是“撒旦的磨坊”，创造与毁灭并存。“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社会)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市场)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如果忽视了社会，把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简化为市场、政府两者矛盾，那么就无法真正明了市场和政府两者的关系。然而，多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形是，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济改革持续而严重地忽视社会。正因如此，农村经济改革中，个人与家庭凸显，村社与集体萎缩，农民生产与生活自我负责，越发无组织——即去组织化，生产听任自然调节，生活听任市场调节。几十年间，农民工单身进城谋生活，一会儿由“看不见的手”推来，一会儿则由“看得见的手”搡去，出现日趋严重的流民化，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个社会“多余”的人。

城市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国有与集体企业市场化，破除了公有企业办社会与事业机构办社会，综合性社会越来越简化为生活性社区，经济职能超越其他一切职能，物业公司替代社区组织，用资本逻辑重新梳理社会，新阶级便由此诞生。一如牛马不可同食混饲，富人与穷人不可混居，穷人只能画地为牢，富人则可以另辟蹊径，往往用戒备森严的高档小区来标识自己“新阶级”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以富人为代表的新阶级可以调节市场、治理政府，接受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而穷人集中的弱势群体只能接受市场调节、政府治理，更多地服务社会。

农村如此，城市亦然，农民如此，市民亦然，凡市场之手触及之所，莫不如此。由于不断去组织化，导致基层社会组织涣散、党组织涣散，宗教、邪恶势力便乘虚而入。由于听任市场调节，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积累，如此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阶级对立日趋明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和谐社会”的粉饰成本不断提高。

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为其中一员的概念。“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大众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今日中国，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推来搡去之下，社会人蜕变为经济人，人的自我、传统、政治认同感日趋缺失，社会不断被去组织化、去阶级化、碎片化，呈现出一盘散沙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