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反思

120年前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国家发展与远东地区战略格局，产生了巨大、深刻、持久的影响。甲午惨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及给国人心灵造成的冲击，至为惨烈、惨痛。维新派是最早对这场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中国人，他们言及此役时总是痛心疾首、仰天长叹，曾以“创巨痛深”“腐心切齿”及“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等词句，描述自己面对这场空前深重的国难时的沉痛体验。“区区黑子大，胡为战则赢”，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何以一战而胜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维新派一面感受着战争创伤的锥心痛楚，一面省思甲午国殇的深刻教训。

战争与和平：“非备战无以止战”

甲午中日战争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的，中方在陆战、海战的一连串失利之后，终于以1895年2月17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为标志，以屈辱的惨败而告结束。清朝躲不过且很快输掉战争，这种结局可以说在战前就已锁定。

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府，既重“殖产兴业”以富国，也重整军精武以强军，宣誓了“布国威于四方”、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陆政策”。明治政府早就存心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充分的、全方位的战争准备，尤其是“以海军为第一急务”，“大办海军”。“倭处心积虑十年，图我内地之山川”，清朝方面却苟且偷安，求和避战，对这场“终有一战”、攸关民族命运的战争，缺乏坚强的战争意志与充分的作战准备，一遇战争则门户洞开，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为所欲为。

维新派对中方因备战不力而导致败局，有着痛切、深刻的认识。早在1887年，黄遵宪写成《日本国志》，他在该书“兵志”部分指出，“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眈眈虎视”，处目前强权即公理的列国并立之世，必须加强军力、战备，以“尚武”立国。他告诫朝野上下须知“弛备者必弱，忘战者必危”，“非练兵无以弥兵，非备战无以止战”。他注意到“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虽艰难拮据，亦复费二千万之金银，竭蹶经营”，取法西方建立陆军、海军，还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国强必霸。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国志》一直延迟至写成八年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秋冬才得以刊行，有识之士深以为憾。袁昶在《马关条约》签约后称：“此书早布，省两万万。”（《黄公度先生年谱》）1905年黄遵宪病逝后，梁启超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甲午战争发生后，黄遵宪明确指出，战场失败是因为平时没有做好战守的准备，如他在《台湾行》中将反侵略斗争失败而至“倭人竟割台湾去”归因为“平时战守无预备”。

与日本从古代传承了尚武精神有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文轻武的倾向。维新思想家痛陈这种价值观对民族性格、对抵御外侮的消极影响。梁启超相信，中日战争结局与两国国俗有关，“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他在《新民说·论尚武》一篇中痛批古代中原汉族缺乏尚武精神导致对外战争每战必败。他指出：“我东邻之日本，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恫夫中国民族之不武也！神明华胄，开化最先，然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屈，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他强调，如果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也从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积弱不振而为日本所败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的强大民族“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中国为“文胜之国”，但流于文弱，“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他痛斥：“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虽不可复振。”（《严复集》第1册，第39页）其他启蒙思想家也纷纷针砭中华民族的“文弱”之弊，倡导“军国民主义”教育，推崇尚武精神，反对畏战怯战、不认真备战而一味乞求和平。

梁启超痛批李鸿章不认真备战而轻信日本会受制于道义、法理，或一味寄希望于列强的牵制、调停。他指出，直到战争已箭在弦上，李鸿章还依然坚持“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日本军国主义以狡诈著称，在甲午战争中即频频刺探情报、进行欺诈、实施偷袭，而我方先失于战备，又失于兵机，须知“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李鸿章传》）。战争胜负固与道义、外交有关，但决不应丝毫忽略智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