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反思 （2）

个体与国家：激励国民使“赴公战如私仇”

维新思想家认为，中方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固然是由国家层面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战争意志薄弱、决策指挥体系迟钝等因素造成的，但也与中日两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国民素质等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指出，中国国民素质的弱点除了由重文轻武所导致的民力之“文弱”外，还有民智、民德方面的欠缺。如康有为称“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上海强学会后序》）。严复获知甲午惨败后不禁愤慨：“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严几道年谱》）他在《原强》一文中强调，国家民族的强弱系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何则？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维新派批评国民“民智未开”“愚而不学”，主要指国人对西学、对科技、对现代学术知识体系的蒙昧无知。他们痛陈传统教育驱使天下士子记诵词章八股，“适足以破坏人才”，不仅禁锢民智，也导致了军中奇缺熟悉现代国防、现代技战术的人才；在民德方面，则主要批评国人“散而不群”，缺乏国家观念、国家忠诚，缺乏合群观念、凝聚意识，一旦国家有难，各方画疆自守，人心自私浇薄，终不免一盘散沙。梁启超在《李鸿章传》这样评说：“日本非与中国战，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反观日本，于民智则实行“文明开化”，“求知识于环宇”，“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严复集》第1册，第50页）。于民德则倡导武士道精神以激发民族意识。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记载，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与荣光。

维新思想家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民愚弱、涣散的病源，并探讨了从提升国民素质、提振国民精神入手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路。他们指出，君主专制政体、纲常名教与闭关锁国是滋愚滋弱的主要症结所在。梁启超在《爱国论》等文中批评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导致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缺乏国家意识；又由于专制君主以一人奉天下，使国人不知国家有自己一份，导致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爱国心薄弱。他强调只有开民智、兴民权，使民众有现代国家观念并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切身感受到国家兴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民众才能“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国家遇到危难才能舍家纾难。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救亡之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指出，西洋“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智又为我民所远不及”，“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正因其实行自由、民主、平等，方“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因此，他主张通过“私之以为己有”，使民众意识到保卫国家也是在保卫自己，以此激发爱国热情与报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