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功的改革经验大抵相似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改革和变法是永恒的时代主题。虽然历朝历代的改革有不同的特色，但也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甚至让我们常看常新。

改革是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以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改革者必须是国家权杖的真正持有者，改革方能成功。比如，秦国变法时，因为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才能在未来“接班人”惠文王犯法时，依然能对其左膀右臂割鼻刺字以示惩戒；后来的北魏孝文帝，在太子元恂强烈反对改革时将其赐死。也就是说，只要社会有了改革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又能真心厉行改革，即使中途有所变故，也是具体执行层面的个人（如吴起、商鞅）不幸，却无损于改革的整体成功。

与此相反，那些起自大臣或者王朝最高统治者半推半就的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主动者是他，其改革主张历经仁宗、英宗二朝而未受重视，到了神宗时才被采用；清末戊戌变法，看似有光绪皇帝的倾力支持，殊不知，国家权杖的真正持有者却是慈禧，故难免在103天后遭到血的清算。

在最高统治者真心改革的基础上，执行力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凡属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君主广纳人才、与贤臣群体齐心协力的结果。齐桓公的执行层，不仅有管仲，还有鲍叔牙；魏文侯不仅有李悝，还有吴起、西门豹；秦孝公任用商鞅，还有景监支持；等等。相反的例子，如王莽改制，却任用洛阳富商薛子仲、张长叔和临淄大贾姓伟等执掌“五均六筦”财政大权，《汉书·食货志》载其“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不仅改革无望，反而使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改革虽不是革命，但打破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藩篱，更重要的是切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链条，因而必然会有剧烈的反弹，残酷时也会以血为代价。纵观历代改革，无论成败，几乎均涉及打击豪强、利益调整。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刚中带柔、刚柔并济、谋定后动、循序渐进的。汉初体制造成刘姓诸侯王割据和地方豪强坐大，文帝采纳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削藩，七国叛乱幸有周亚夫平定；汉武帝则兼用之——对于拥兵的诸侯王采取更加稳妥的“推恩令”，使其因诸子继承而内部瓦解；对于并无兵将的地方豪强，则一方面迁于关中置于掌控之下，一方面派刺史监督郡国以打击“强宗豪右”。与此相反，失败的改革，既有过于集中推出大量改革措施而急于求成的问题，同时其许多措施又堪称无厘头。如王莽改制，先于公元9年实行“王田”、“私属”制，并统一度量衡；公元10年实行五均、赊贷之法；公元7年到14年进行三次币制改革，同时为显威德而对东方高句丽、西方西域各国、西南句町和北方的匈奴广泛用兵。戊戌变法，在103天里颁布的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操之过急且不分重点，而其中改革科举制度一项，甚至阻断了当年与康梁一起“公车上书”者的仕进之路，从而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反扑时可以一夜奏功。

纵观历代王朝改革，只靠统治者一时兴起、头脑发热肯定是不行的。那些失败的改革，无不与人才不足、执行不力、发动不够、准备欠缺、孤立无援有关。王莽所推进的土地国有、禁贩奴婢等措施今天看来依然有进步意义，改革币制、盐酒铁国营等从本质上与汉武帝改革并无不同，可是他外无良将、内无贤臣，仅靠趋炎附势的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根本不足以担当改革重任。至于王安石变法，在改革前期，连正直的苏轼、司马光也不能团结，执行过程中遇到阻力时改革派内部的吕惠卿与韩绛竟然发生矛盾，再加上所任用的中坚力量章惇等人多是利欲熏心之辈，以致改革功败垂成；至于后来继任者乃奸相蔡京，居然成其改革的拥护者，则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了。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