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战略高度看待“两个主义”的未来 （2）

第五，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体系”，与资本主义既存在区别和取代的关系，也存在继承超越和学习借鉴的关系。必须抛弃旧的极端化思维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新探索、提出新思路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585页）列宁也说：“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106—107页）。他强调要“乐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世界自从有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除了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一面。资本主义国家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同时还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调节了收入分配不公，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出现了战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中国30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事实表明，虽然两个主义之间还有矛盾和斗争，但它们决不是过去那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正在向着改善、接近、合作、相互借鉴，甚至是所谓“趋同”的方向发展。展望未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十月革命的道路”（即资本主义体制外暴力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外宾时提出，“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年），第415页。）邓小平这里说的“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必呈“多样化”的趋势。看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外乎(资本主义)“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这样两种方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一大四小”）是“战争与革命”年代通过体制外革命方式取得的成果。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再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了。与此相反，通过(资本主义)“体制内”选举、改良、改革的途径，一点点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方式来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和改革，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它可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这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总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然反映。

第六，对世界上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决不应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面对当今世界现实，我们应采用“泛社会主义”（即广义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就是对除“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与其发展交流、借鉴和合作，结成“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将中国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在对待不同社会主义倾向和流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决反对“非真即假”的简单化态度。现在除了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之外，在发展中国家还有各种名目的民族社会主义流派，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提出的“劳工社会主义”等。甚至对苏联东欧地区放弃社会主义而回归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能统统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一概加以否定，其中有的仍不乏社会主义的因素和痕迹。因此必须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研究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流派的问题。对各种自称社会主义的流派，无妨承认他们就是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这符合我们提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顺应了世界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总趋势。采用“泛社会主义”概念的好处是，既可扩大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的队伍，又可增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

最后必须指出，上面集中谈了“两个主义”相互“借鉴”和“接近”的一面，但这决不能抹杀和混淆“两个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它们相互矛盾斗争的一面。笔者认为，两个主义间的本质区别集中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权性质、国家性质不同。我们在与资本主义开展相互“借鉴”和“合作”的同时，又要坚持与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和而不同”，决不能犯苏共改旗易帜丢失“政权”的“颠覆性错误”，这条底线一定要守住。此外，也不能忽视与资本主义还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和处理好“两个主义”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近年来，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加强了对华“牵制”和“遏制”，但又没有完全放弃对话合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