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汉字百年经历的四次危机

一项针对书写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人经常提笔忘字，甚至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22%的人要写字时首先想依靠的是电脑，而不是笔；16%的人觉得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基本没法看；13%的人去外面听课或者开会，最怕的就是记笔记。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堪忧，也更为可怕。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交代了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文章说：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欲求汉字革命的初衷，是认为汉字的书写认记之难影响了国民普及教育的推广。在这种想当然的线性逻辑关系中，汉字只是一种纯粹的书写工具，仿佛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并无什么本质的关联。傅斯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得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

这种过犹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认知随着救亡图存时代的来临，因变革图强之心而变得更为偏激。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里甚至把汉字比喻成结核病菌，他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