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l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 “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
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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