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组织起来”的中国大有可为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在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 300万左右。到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2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4亿，约为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而且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改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一个甲子，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缺乏，中国还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西方一些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企图搞乱中国。当然，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必将以失败告终。

2010年上海举办了盛大的世博会，我去参观了三次，发现了两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个细节是世博会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感到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达数十万，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这种保洁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晚上9点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管理出租车的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就是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就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都抢着上车。车不算少，但混乱局面一直持续着。前一个例子说明，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并可能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数字管理和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归“一盘散沙”和“内斗四起”的局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组织民众，而是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和规范的作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可以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规范（这就是我说的“组织起来”），大家既可以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也可以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