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总书记最近在讲话中指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而只有崇尚独立、自主、创新、宽容的大学文化，才可能完成研究真理和探索学问的使命。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和完成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大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高层次文化，不仅服务于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因此，聚焦大学文化，研讨大学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年9月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举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承办的首都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大学文化论坛”成功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著名学者朱青生教授、杨东平教授、陈嘉映教授、陶东风教授，著名画家陈丹青、知名作家张悦然和蒋方舟，以及三位学生代表分别发表主题演讲，结合大学传统、时代精神、社会热点，以及与高校自身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涉及“全球化时代下传统大学精神的传承”、“中外大学精神的比较与对话”、“现代科技与大学人文精神的融合”、“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公共关怀的关系”、“拥有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角色的大学知识人”、“大学生的理想情怀与求实精神”、“中外大学生的自我定位与社会责任”等七大主题。

围绕如何构建当代大学文化，与会者指出，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由历史积淀、自身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并渗透在大学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之中。大学文化在于人文精神、在于大学自治、在于一种批判主义的思维，大学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应避免功利化和行政化对大学文化的过度侵蚀。

大学校长论坛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衡量一所大学不应仅仅看一些可以被量化的数据，而应该看它树立起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与大学精神。一所大学的精神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或者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发生变化的，是对学生的根本性支撑，也是大学的竞争力之所在，可以说是它最重要的办学资源之一。我国在1995年就提出了学校文化建设要重视的三个问题，第一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第二要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第三要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这三点至今都是适用的。从社会的角度评价一个大学的时候，也应该将文化品位作为一种标准。在国际上有很多种大学排名，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所占权重非常大的指标，就是声誉。而对于声誉的评价并不是由学术权威来做出的，而是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参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通俗说的“口碑”。而大学文化与精神的建设决定了其社会声誉，也是普通人选择和评价大学最基本的标准之一。

谢维和校长认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内核就在大学的“大”字上，“大”意味着拥有一种更高的眼界、责任，有一种更加宽厚的学术的、文化的、工作和学习的基础。以责任和视野而言，这样的“大”意味着从一个更恢宏的角度看问题。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有两点，首先应该体现在制定人才培养战略上，让学生在学习上拓展自己的视野，能在更恢宏的空间中考虑什么东西更重要，什么东西值得花更多的精力去学习。第二点是大学要对自身价值有正确充分的认识。对于一个学校来说，能够把自己独特的价值和贡献用语言表达出来，其实就是非常具体和直接的一种文化建设。它体现了学校的一种精神，体现了学校的一种办学理念。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大学的文化不是死的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既是过去的历史传统，也汇集了今天大家为它所做的一切，它更像是一篇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用两个词概括了大学的核心价值——自由，寂寞。他认为在现代相对“热闹”的大学环境里，耐不住寂寞，就会让我们痛感大学的价值出了问题，而抵抗外界诱惑的关键是要在寂寞中坚守人文精神的传统。曹卫东校长以现代大学传统的开创者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大学要允许精神在其中的全面展开，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到绝对精神，这基于柏林大学执掌者黑格尔的思想。同时他借柏林大学的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论述现代大学在发展中如何面对种种挑战，关键要认识到人不能被简单地物化，而是一种精神存在，而大学应该是精神科学研究的场所。

曹卫东校长还回答了“大学到底要提供什么”这一问题，他认为是知识与思想。“孩子们走进大学是因为他们有向前的动力，求知的欲望。而我们的社会靠知识引导向前，靠思想的魅力和力量引导我们向上。”曹卫东校长尤其指出，大学提供的知识和思想必须是真的和良好的。因为知识可以导致好的一面，也可以导致坏的一面。在历史上看，德国在极富有知识和思想的同时，也作出了最荒唐的事情，所以知识和思想的引导不一定保证我们求真、求善、求美。大学有责任提供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而要这样做，就必须批判学术资本主义，学生和老师不要简单地用学费或者课时费来计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曹卫东校长也肯定了批判性思维的可贵。即要“敢于和自己、敢于和他人、敢于和社会保持距离，并且用一种非旁观者的立场审视他。如果我们有了好的思想，真的知识，又有了批判性的思维，且不掉到学术资本主义的怪圈当中，大家能够健康地成长，这就是我们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所在，那么这种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我们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

学生论坛

北京大学博士生林品从“宅”谈起，剖析了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是如何进行去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他发言中出现的“高贵冷艳”、“二次元宅”、“卖萌”、“中二病”等流行用语充分展示了当代年轻人所处的真实语境。而作为一名年轻优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者，林品又保持着适度的审视距离，他指出，与长辈们对“宅”一族的刻板印象相反，“宅”在年轻人看来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确认，很多时候是正面和积极的。“宅”现象出现的背后原因是年轻人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变化，从所谓“十年寒窗苦读、只为高考一搏”的应试教育制度到“想唱就唱、我最闪亮”的选秀节目，集体主义宏大叙事被个人主义话语所取代，而市场经济的物质环境与个人主义的精神氛围，使得年轻一代格外看重个人权利，格外强调私人空间。与此同时，独生子女一代生活在没有了伯伯叔叔舅舅姨妈的小家庭中，而人口流动又造成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相对陌生，因此个人难免处于孤独与疏离状态中。林品又乐观地指出，数码世界一方面让人们足不出户成为可能，客观上支持了“宅男宅女”们，但同时也建立了社交网络，让大学生们在网上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分享更多资源，也结交更多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生，来自葡萄牙的裴嘉骏则展示了充满异国风情的葡萄牙校园文化：大一新生为什么自愿被捉弄，合唱团如何运行，校服背后的文化含义，通过对不同教育制度的解说，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观念和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他还通过解读中葡两国著名大学的校训，对比了虽有差异但相通的中西大学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北大历史系硕士一年级学生卿倩文则从自身经验出发，总结出大学教会了她两样东西，第一就是认识自己。大学对每位学生而言，是从学生时代进入社会的缓冲地带和修炼之所，要在此适应人生角色的转变，才能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承认。而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努力坚持和培养面对挫折时能坦然处之的能力。在大学中学会的第二点则是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化的人，传播正能量，在面对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也能保持赤子之心。

学者论坛

理工大学教授，教育专家杨东平教授认为，与现代大学走向现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过程相伴的，是大学精神的式微或者衰弱。他分析了四点原因，第一个就是半个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形成，今天我们中国高考平均入学率达到76%，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30%，也就是说中国的适龄青年当中有30%的人正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依据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段的标准，15%以下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时期，15%到40%是大众化阶段，40%以上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所以国外的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中国还在大众化的阶段。由此大学教育的内在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象牙塔变成了大批量培养学生的教育工程，从学术殿堂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所，在西方有人把大学称之为现代学术的超市。第二个原因是科学和文化范式的分解，人文主义社会学科越来越边缘化，具有强大商业价值的学科，成为发展快、学生多、待遇高的学科，科技主义、功利主义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流。第三个原因是学校、学科、学院的研究由市场利益和跨国公司驱动，极大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动机和方式。第四个原因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范式转变，从读写的文化进入视听文化、大众娱乐文化、读图文化、网络文化时代，那么大学传统教化环境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该如何来应对，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

他认为，如果要重建大学精神，就必须要重新建立几种关系：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大学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面对当前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由于担心腐败不愿意给大学放权，大学永远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怪圈。打破这种怪圈的方法是以改革促进改革，以大学的制度建设，大学的诚信公开公正的招生制度的建设来换取高校自主权，最终使其慢慢地生长起来，大学制度、大学精神的复苏和呈现也还是具有某种可能性的。

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从北大元培试验班的例子讲起，首先谈论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完美的人、自由的人、全面的人。教育不是让一个人掌握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东西，而是让一个人能够自由地生长和发展，更有创造力，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朱青生教授讲道，正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元培计划开始在北大实施，学生进来以后不分专业，可以在学校里任何课堂里面听课，自己选择专业，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完成学业，然后毕业。然而元培计划并没有达到设想的效果，因为社会的影响力太强大了，强大到学生已经无法决定自己喜欢什么，而是根据就业的压力，在家长和教师的诱导和推进之下选择专业，甚至将元培当作从冷门向热门专业转换的跳板。

朱青生教授还以自己开设艺术课程的例子说明，如何在教学课堂实践中完成自己的教育理想。其关键是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原创性，包含两点内容：第一点是教师要给学生做一个榜样，在自己的研究和态度上展开多种新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让艺术使人成为人。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精神就是要让人能够把自己内在的创造性调动出来，创造性地进行思维而不是依赖于已有的思想和已经成为系统的知识。艺术正是让人在这个意义上既脱离传统对自我的限制，又脱离自己对自我的限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嘉映指出，我们通常会把大学看作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讨论的领地或者园地，而这种自由教育，不同于对知识和观念的灌输。但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和灌输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如果我们说灌输是自上而下的，而教育是平等的。那么理想的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本该是平等的，师生交流也应该是平等而自由的。但事实上，教师和学生不可能是平等的，学生学习的内容也必定是经过选择的，而考试的存在也证明了学习的强制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教育中强制的因素越来越少，但即使在大学里，也没有完全的师生平等。正如布迪厄等人早就注意到的，无论老师采取什么态度，课堂上，他总是处在注意力的中心。教育与灌输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下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是要从未来的发展回过头来看。小时候不愿意苦苦练琴，但长大后弹得一手好钢琴使你会理解和感谢父母，小时候家长把礼物说成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即使你长大以后不再相信，你也会当作善意的童话。但被灌输的人一旦能够判断真伪，就会感到自己当年受了欺骗，甚至无法原谅当年的教师。

陈嘉映教授认为，教育中的确总有灌输和强制的成分。我们不必把自由教育理想化。自由教育的内容不只是教育过程中应当有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更重要的也许是，教育过程中的强制性的措施都是为了最终培养一个自由的心灵。为了能够培养自由的心灵，首先，教师要努力做到把最好的、最真实的内容教给学生。这说起来最基础不过最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也不那么容易。其次，教师要尽可能从学生受益的角度来考虑教育。规范、规训甚至惩罚的确是教育的一部分，但我们希望学生更加成熟之后，能够理解这些负面的措施。再其次，教师要尽可能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关系，鼓励自由讨论。教育者不仅不要去禁止学生接触其他的观念和道理，而是要尽可能鼓励他们去这样做。尤其到了大学阶段，教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学生自己的学习愿望和学习选择，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向大学生灌输这个那个，效果通常适得其反。

陶东风教授在演讲中集中论述了大学文化的普遍主义维度。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崇尚“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只允许在此地思考”；也不能让权力和金钱剥夺大学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保持距离的自主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距离，大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陶东风同时强调，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文化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大学生应该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驰骋想象。只有高远的想象力才能让“中国梦”真正飞翔起来。陶东风最后指出，大学的普遍主义文化还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20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二战时期德国大学的悲剧充分说明，一旦背叛普遍主义的人文精神，一旦大学被党派利益和党派意识形态绑架，后果会是多么可怕。那时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性的大学”，甚至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被灌输纳粹的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暴力和仇恨。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教训极为深刻。

作家艺术家圆桌会议

张悦然（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知名作家）：说起来我跟大学有很深渊源，但又一直是一个局外人。我父亲在大学里面教书，我是在大学校园里面长大的。大家都说大学精神最重要的是自由，我当时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由。到了每年夏天的时候，都有一些大学生离开这个校园，在我们家住的楼外面就有路边摊，总能听到有人摔酒瓶，有人哭，我每次都会替他们难过，好像他们的离别和我自己也有关系一样。在我的记忆里面那应该是大学的生活，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在国内读大学，没有感受到那种气氛。对我来说，在新加坡的四年里面其实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因为计算机专业可能不是我所喜欢的。因为这种遗憾所以现在我就去了人民大学教书。但是我在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理想或者说他们真正想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永远都是一个遗憾。

蒋方舟（新周刊副主编，知名作家）：我在清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因为学校太大，让你感觉世界就这么小。我在大学里面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我发现我无法施展自己在小说当中的才华，因为我选的是新闻系。我第二个面对的是人际交往的困难，我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结果上了大学之后非常不适应，因为我面对着非常密集的集体生活，宿舍有4个人，当他们各自交了男朋友之后就变成了7个人，我永远都处在人来人往的状态。最后我就格外排斥外面的世界，不愿意与人沟通。我后来想如果我能再重来一遍大学生活的话，我会更愿意和人交流，不是对别人都抱有一个警惕的态度。第三点，我觉得大学极重要的是给了我自我怀疑的机会，教会了我反思的能力。大学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一种觉知能力，就是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而坚持其实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可能经历无数次的试验，然后去体察，去触壁，包括经历低落。我经过这些，终于找到自己想做什么，真正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是大学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陈丹青（著名画家、作家、学者）：刚才你们都说自己大学时候很忧郁，其实我在美国看到美国的同学也很忧郁，我回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后来发现其实青春期的人都是忧郁的，不管是在动乱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和平年代，或者在自由国家，青春期就是一个忧郁的年纪。我回想在你们那个年龄，我休想写出像你们那样的看人生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有一件事无所谓进步退步，就是所有少年都在忧郁的年龄，男孩在愤怒的年龄。

蒋方舟：我对于我的大学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我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忙，特别成功，特别优秀，但我自己总是无所事事，让我自我感觉特别失败。但现在回想，我发现那是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名正言顺的无所事事，如果有机会跟那个时候的我说一句话，我可能会说你这时候虽然每天很悠闲，不像别人时间抓得很紧，你也是对的，你不用因此感觉到羞耻，这是我特别想对那时候的我说的一句话。

张悦然：我那时候学了一个不适合的专业，在刚开始变成一个差生以后，觉得成绩差不能接受。但现在觉得大学成绩差是一件蛮骄傲的事情，这意味着你有自己的事情做，不管你是去谈恋爱了，还是做其它你想做的事情了，都意味着你在这段时间有其他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同学们有时候也可以把成绩的事情放下，真正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相信人分几种，一种就是很主流的青年，从小就乖，听话懂事，成绩好，无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多这样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天才，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哈佛耶鲁有，北大清华也有，在学校你不会注意到他，忽然他已经车房公司弄起来了，已经什么都知道了，记忆力吓死你，这两种都是天生的，没办法。还有一种是从小到大永远打人，永远闯祸，但最后出人意料的一种人。这类人有的可能一辈子很失落，很潦倒，但有的却变成公司老板，动不动要给我投资。我小学同学有一个叫朱志明的，他在学校所向披靡，我们见到他在走廊那边出现立刻就逃，谁都打不过他。可是有一次我在无锡演讲，讲完后有一个中年男人默默地走过来，他说陈丹青我是朱志明，我感慨万千马上和他握手，结果他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现在在开一个很大的公司，你完全想不到当年这么能打架的人能够开这么大的公司。最后一种人就是绝大部分相对普通的人，没有太多自己的主张，我相信比例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蒋方舟：我看到有一个蓝翔技校的校长开学的时候对学生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和北大清华的学生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我同意陈丹青老师说的，好多大学生他是对外界没有好奇的，我们很多同学无论上什么课，永远都低着头，他对外界没有好奇，我觉得一个能让学生对他人依然好奇的学校就是一个好学校。

张悦然：我的标准非常简单：我希望一所大学多一点文艺青年，我觉得大学的时候能做一个文艺青年是一件幸福的事。

陈丹青：今天的听众是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同学，但我发现他们问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主旋律，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这样做对吗，我下一步怎么办，所有的潜台词都是这样，你要是问你自己想什么他就呆掉了，显然他从来没有自己想过，他永远觉得自己在等一个指教，这是非常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