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马驰 1955年12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首席学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上海市政协常委。先后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研究”等。
谈“爱国主义”,要我来选,我不会请如今的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来谈。我会选择一些故事,把这个民族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些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振兴而殚精竭虑、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的故事说出来
马驰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尖锐、犀利。
马驰有不少职务,不少头衔,但最令他珍视的是他的学者身份。他就是用着这份学者的坦荡真诚,履行着市政协常委的职责。
支部生活:现在一谈到宣传,不少人就会想到拉个横幅、刷条标语。还有的地方官员,到了国外作演讲,说着习惯了的官话套话,照稿宣讲。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马驰: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关注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话语,让老百姓、让听众理解并接受你讲的东西。比方说,如果你是向老百姓作宣传,你就得说让老百姓接受的话;你向外国人阐述中国的理念,你就得说让外国人听得懂的话。
支部生活:您是指这是一个关系到“话语系统”的问题?
马驰: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最大进步是什么?我不是想谈意识形态问题,也不在这里谈电视电台报纸等等媒体都在宣传什么。我只想指出一个巨大的变化:街头的景观。我们今天街头的宣传标语少了,广告多了。
所谓的政府宣传画、大标语,如今只有在少数国家能大量见到,而在我国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已经少得多了。有还是有,好比一个大活动来了,就像你提到的,有些领导人脑子里潜意识里觉得最简单的凝聚人心的办法就是:赶快刷标语,拉横幅。这种东西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糟糕的,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支部生活:在一些人看来,刷标语、拉横幅,是最便捷、最醒目的方式。
马驰: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考虑到民众的接受感。好比,如今我们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觉得刷标语、拉横幅有用么?这样就能真的印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去?我们应该用一种老百姓、外国人都能接受的话语、听得懂的话语、明白的话语来讲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方面,不少地方做得并不好。
国家要学会展示,抓住一切机会去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我就举一个例子:上海世博会的伊朗馆。我是和我太太一起去看的伊朗馆。伊朗馆的底楼全部都是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我太太是学医的,兜了一圈后马上说伊朗很牛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展示的这个药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艾滋病的药,应该是目前全球公认最好的了,原来这个是伊朗产的啊!还有民航客机,因为西方国家对伊朗实行封锁,买不了进口飞机,他们就自己动手造民航客机,牛不牛?伊朗馆的整个一楼就是现代化的伊朗,二楼就是伊朗的一些手工业产品、艺术品,享誉世界的波斯地毯,精美至极。伊朗馆并没有花很多钱,但是古与今一个完整的伊朗已经展现出来了,非常成功。
支部生活:您提到一个展示形象的话题,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形象展示片。
马驰:上海在世博会期间,有过一个城市宣传片,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它从一个上海人的一天24小时的生活这个角度切入,让人搞清楚了一个生活在弄堂里的上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早上起来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一天最重要的时间段在做什么,很具体很生动,很有人情味。我还看过一个苏州的也非常不错,描写的是一个水乡人家,它把那种吴侬软语、水乡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如果是外国人看了之后一定整天想着茉莉花,肯定会对水乡文化深刻难忘。
支部生活:就像我们通常说的,关键要入耳入脑入心。
马驰:确实如此,就说美国吧,我每次去,总能感受到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感情,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能非常分明地表现出来。当然这其中存在文化差异。
支部生活:你曾说过“国家有尊严,你才爱得起这个国家”。
马驰:是,我现在还要这样说。这几年,我们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了,我感觉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去别国领馆签证。以前手续繁琐,各种审查,各种证明,这几年明显好多了,现在申根签证、美国签证都是给你一年往返多次,以前我出国学术交流,15天会期就给你15天,16天都不给你,生怕你留他们那儿不回来了似的。所以说,国家有尊严,你才爱得起这个国家。谈爱国不是空谈,我们所有的理念,都应该更加考虑落地的问题。
支部生活:如果说“爱国主义”不能空谈,我们应该怎么谈?
马驰:要我来选,我不会请如今的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来谈。我会选择一些故事,把这个民族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些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振兴而殚精竭虑、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的故事说出来。
邓稼先的女儿曾跟我讲过很多她父亲的故事。邓稼先几十年和家人没有联系,因为在戈壁深处搞研究。几十年啊,最后自己得了癌症过世,就因为受了太多的核辐射,因为他要去看核爆原汁原味的现场,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去了。人家都是留美的学者,美国给了他们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们毅然回国建设祖国。国家就应该宣传这类东西。
支部生活: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很多啊,张香桐、钱学森都是这样的。
马驰:是。好比我们民盟的嵇汝运,著名的药物化学家,蒋华良的老师。他说过:“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课题”。多么大牌的学者,放弃了英国名牌大学任职的优厚待遇,怎么留他他都不干,就要回国。他们冲什么来的?新中国的制度,新中国的民主。他们看惯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新中国穷不要紧,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好的政府、有好的制度、好的理念。
支部生活:这些前辈,为我们开拓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马驰:所以践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重道远,需要责任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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