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并将之写入宪法，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在此方略指引下，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并逐渐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不仅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显然，现阶段继续深入讨论“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并不多余，只有从理论上真正厘清这个重大问题，才能消除观念上的消极因素，切实稳步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一、法治内涵的确定

要准确全面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应确定法治的内涵，因为这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意义取舍不当将直接导致方向性的错误。从历史上看，法治“Rule of law”一词形成于13世纪的英国，在著名法官柯克与国王查理二世的争论中，柯克提出了“法律是国王”的论断[1](P187)，这在实质上触及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即法律至上。“法治”一词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表达中有所不同，如德国、法国均表述为“法治国”(德语Rechtsstaat；法语Etat de droit)，但意蕴大致相当。与此相比较，尽管中国古代也有“以法治国”、“使法择人”、“使法量功”等法治形式，如法家强调“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绳不绕曲”，但正如沈家本先生所指出的，这种法治与西方法治只是形式相似，无法掩盖二者在“宗旨”，即精神内核方面的区别。[2]故而，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又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早在美国建国初期，潘恩便指出，在法治国家里，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3](P114)英国学者戴西也认为，“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主要特征。[4]法律至上实际上是要实现规则治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即将明确稳定的规则作为“规矩”来规范国家和公民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不可分割，在法治社会，正当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反映了民众的期望，符合民众的利益，体现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遵从，这也为民众遵守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法治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

第二，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P199)这是探讨法律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的最早主张。尽管学理上也曾有“遵守法律，即使恶法亦然”的说法[6](P147)，但其主要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普遍适用性对于法律实施的意义，并没有否定良法的重要性。既然法治是依法治理，那么，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效力。当然，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制定完备，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7](P25)；二是法律应当有效规范社会生活，并在制定过程中吸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参与，进而符合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符合社会一般公平、正义的观念；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8]

第三，人权保障。人权一般指人在社会、国家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18)，其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人权是人在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中地位和权利的“总和”，其中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10](P30)在此意义上，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11](P163)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12](P11)当然，保障人权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从而规范公权，这也是法治的内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