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国家利益（5） − 政治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22]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23]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4]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25]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26]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27]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28]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29]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30]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31]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32]笔者深以为然。

[1]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把中国拖入战场。”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3]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4]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5]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6]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7]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8]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11]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7~188页。

[12]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13]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14]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页。

[15]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16]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17]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18]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122页。

[19]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1958年6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20]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22]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页。

[23]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4]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27]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28]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1959年12月～1960年2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