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203]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204]
现在社会改革谈得较多的是“社保”。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社保问题,但反对言不及义地谈社会保险,他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会保险。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205]在这里,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作为人民群众人身保险的前提。为此,1958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特意加写这样的警示:“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206]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207]而保证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最终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并在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不容动摇的国家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此,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208]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209]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对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改革来说,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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