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新态势与社会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要保一方平安，也不仅仅是涉及维护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起一种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适应新态势，随发展的阶段性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变迁和转型也出现一系列新态势，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重大转折时期的特征，这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机遇。

城镇化发展的新态势。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还没有结束，同时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的阶段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城镇郊区化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的发展空间。虽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解决城镇化问题，但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这种新态势也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提出新问题，在城乡户籍分割的情况下，既要做好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管理工作，也要做好城市人走入乡村休闲和经营的管理工作。

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新态势。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失业率调查，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时候，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却很担心春节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回来，这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周期变动中没有发生过。这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第二个因素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而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理论上测算的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适应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的新态势，加大劳动力的培训，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作为效率提高的新增长点，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就业关乎民生，在当前就业严峻局面缓解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下大力气促就业、促创业，特别是做好大学生就业、产能压缩消化企业的职工安置、困难中小企业的职工再就业工作。社会治理工作仍然需要把帮助失业、待业人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好。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争议事件上升，要进一步疏通社会调解和依法治理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