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良药苦口除“四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与党的宗旨意识、优良传统和使命任务格格不入，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肌体，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 “钙”，查找党员干部行为之“垢”，整治党内“四风”之“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要根除“四风”这个顽症，就要持之以恒、正本清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封建遗毒激活了“四风”。漫长的封建社会既有文明鲜花，也不乏荆棘毒草，有些封建遗毒已深入了一些人的头脑、骨髓和血液，成为左右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消极导向。小平同志曾讲，官僚主义是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遗留物，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仍有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四风”一定程度上就是封建主义、剥削思想的“死灰复燃”。毋庸讳言，在新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经不起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理想动摇、道德滑坡、作风奢靡，崇尚当官做老爷，膜拜权力印把子，把一些封建糟粕拿来品鉴把玩，且乐而道之、推而广之、攀而比之、奋而追之。这就是说，封建主义与“四风”如影随行，只要条件适宜，就会死灰复燃，值得深思和警惕。

错误认同接纳了“四风”。错误的社会认同，不仅良莠不辨地接纳了“四风”，而且对“四风”的盛行起着发酵和纵容作用。老鼠过街不可怕，但必须人人喊打。个别干部感染“四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错误地认同或效仿。一些地方之所以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就在于一些干部对“四风”由思想认同直至行动趋同而形成的。湖南衡阳“两会”期间，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工作人员集体拉票贿选，涉案金额达1.1亿元；有人花钱买了什么官，一些人非但不抵制，而是大加欣赏；有人为三亲六故安排工作，一些人非但不憎恶，反而羡慕效仿……如此“四风”伎俩，必然恶化政治生态，败坏党风政风。

原则动摇助长了“四风”。有些地方，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严重违背了党管干部、从严治吏的原则，向干部传输了消极的用人导向。一是“官帽”激励助长了干部的“官欲”；二是任用“带病”干部助长了贪污腐败现象；三是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的姑息助长了歪风邪气；四是考评体系偏离了干部工作的正确方向。这些选人用人的歪风邪气，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五条标准格格不入，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信念坚定与否是内在的，须严加考验；清不清、廉不廉是隐蔽的，须深入察觉；为民服务是全心全意还是虚情假意，须仔细明辨；政绩是否全面协调可持续，担当是否与能力素质匹配，须科学考核。

形象不佳带出了“四风”。处于“权力”中心的领导干部具有极强的能量传导和示范影响力，好形象传导正能量形成正确导向，坏形象传导负能量形成错误导向。古语云，“风起于上，习成于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初开辟了贞观之治，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唐太宗能听逆耳忠言，不失为重要因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好听顺耳话、奉承话，听不得不同意见，下属也多是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如此极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只会使“四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监督缺失放纵了“四风”。一些地方，党内监督乏力甚至缺失使得一些干部心存侥幸，而惩处不力则向一些干部传导了一种“四风”盛行不受成本和代价制约的错误信号。如此这般，使得一些干部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明知伸手必被捉，还偏偏要伸手。我们不是没有监督机制，而是这些机制在一些地方形同虚设。以至于，地方上的问题自己查不出来，中纪委一查就是大案要案；领导干部出了问题，本来其他领导成员心知肚明，但就是不敢摆到桌面上。由此可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必不可少，但更关键的是要严格执行，使其成为“铁律”。

出口不畅包容了“四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要时刻注意加强自我净化，不断吐故纳新，以此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导向。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觉悟、有勇气或有机制，就能实现自我净化。但事实并非如此。关羽“刮骨疗毒”成了典故，若排除技术因素，自己动手的话恐怕很难办到。正如列宁所说：“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既然品质靠不住，那就只有机制了。机制既要有“机”还要有“制”，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机”也不是缺乏“制”，而是“机”不入“制”或“制”不束“机”。人管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管人才能管好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淘汰了不少领导干部，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由此可见，只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形成严密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党的自我净化。

管理学上有一句名言：管理者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也不是所需要的，而是所褒奖的。在山西面临的重要历史关头，省委明确提出当前要重点打好“三个一批”组合拳，即：甄别一批不廉洁的干部，退出一批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一批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好干部。这是重树组织诚信、恢复政治生态的良好导向，根治“四风”的良药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