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2）

矛盾的激化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面，比起前两次严重得多，所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时间也长达4年之久。

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只会搬用那些书本教条来吓唬人、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的王明等人，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更大的支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提出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不顾敌我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称为“国际路线”，极端夸大革命力量，把反动统治势力看得不堪一击，认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已到了决战阶段；而把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灵活机动从而取得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正确主张斥为怠工、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来贯彻他们的“反右倾”斗争。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中遭到严重失败，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直接把持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一切大权。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他们在反对“罗明路线”的口号下，严厉打击、排斥以至惩办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根据地历来实行的正确主张的各方面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被剥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权，处于“靠边站”的地位。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会议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军事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验和从苏联军事学校学来的条条硬搬到中国来，反对游击战，硬打阵地战，同强大的敌人死拼。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打击异己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尽管党和红军中一些领导人仍提出不同意见，但并不能扭转和改变这种状况。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大革命失败后一次最重大的失败，使党和红军面临极端严重的危机。但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采取直线式行军，又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事实是最好的教员。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党和红军中大多数人在惨痛的事实教育下，认识到再也不能照那条错路继续走下去。这时，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已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

历史的转折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陆定一同志在1944年讲解遵义会议决议时说：“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他举例说：“过去估计敌我力量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如说国民党已经崩溃了，帝国主义就要垮台”“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