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3）

历史的转折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陆定一同志在1944年讲解遵义会议决议时说：“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他举例说：“过去估计敌我力量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如说国民党已经崩溃了，帝国主义就要垮台”“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为什么同样是这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造成重大损失，而在遵义会议后便有如生龙活虎，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发生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原因便在于从教条主义的僵硬束缚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大胆地灵活地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冲破万难，终于闯出一条新路来。

新传统的形成

当然，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全党还来不及从思想根源上深入总结造成以往种种错误的教训。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由什么占主导地位确实已起了根本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现在，很多人对那次整风运动的真实情况和深远意义了解太少，有的还存在误解或曲解，把某些支流说成主流。其实，那次整风运动最集中的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要求尊重客观实际，把“实事求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它的方法是要求各级干部结合以往自己和党的实际工作经历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看清楚只有当主观符合客观时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只凭主观行事而违背客观实际就会碰钉子或导致失败。这自然比一般空泛的议论有效得多。陈云同志在1943年系统地读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后说：“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整风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就是使这种观念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深入人心。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这次整风运动。接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又完全是中国的。”这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得来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又是从遵义会议起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人们有时对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最终只能以是否符合这些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以后历史发展中还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个根本变化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正因为这样，遵义会议才称得上第一次历史决议所说的“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称得上第二次历史决议所说的“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是对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作出的最好的结论。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