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1945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有明确的论断：它“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又指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就要用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对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进行比较，看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

分歧的实质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他的话还不便说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是两种指导思想：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同志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