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于梦中的春联

年的脚步渐近，又要贴春联了。由于生长在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农村过年所经历和熏染的民俗文化气氛，让我对那红红的春联有着特殊的喜爱和敬畏，迄今依然在心头在梦中萦绕不去。

我国民间的贴春联习俗，最早可上溯至五代，《宋史·蜀世家》中就有后蜀主孟昶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说，而“春联”作为名词出现，则在明代初年。据传，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除夕前颁下御旨，要求金陵家家户户用红纸写成春联贴在门上，以贺新春。大年初一早上，他亲自微服巡视，每当看见写得好的，便赞上几句。正高兴着呢，碰到一家没贴春联的，便询问原因，侍从回说：这一家从事杀猪和劁猪营生，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写呢。于是，朱元璋便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亲自为这家写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尔后又继续巡视。巡了大半天，在回宫的路上又经过那个屠户家，见门上仍然光着，喝问是怎么回事，屠户恭敬地回答：“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写的，要高悬到中堂上，每天焚香供奉。”朱元璋听了很受用，立马赏了三十两银子。由此可见，“春联”的得名和推广，以至于在明代出现鼎盛期，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开来的。

当然，把一种习俗归为行政强推的结果，是有欠公允的。行政高压能执行一时，却不能风行一世，更不能世代因袭。春联之所以能够历经千载而不衰迄今仍在中国民间尤其农村中盛行，与其独特的魅力密切相关。一是喜庆性。普天同庆，举国皆张。除非家中有老人过世需守孝三年可以不贴，否则，过年吃的可以孬点，穿的可以差点，春联却是一定要贴的。住宅的院门、屋门、房门上要贴，院内的照壁、墙面和大树、室内靠炕的墙壁、厨房的灶台要贴，店铺、作坊、柴房包括猪圈、鸡鸭舍也要贴，就连供奉神仙的地方亦不例外，要得就是这个到处红红火火，满眼里红彤彤。二是祈祷性。除旧布新，福运来年。过去一年是丰收的，那也已是陈迹，希望来年有更大的收获；过去一年不如意，毕竟过去了，往事如烟，随风飘逝，有下坡就有上路，有困地便会有顺境，祈祷来年时来运转。于是，春联便成了寄托这种希望的吉祥物。三是人文性。家家户户红相似，户户家家联不同。除夕这天中午下午，倘若你在村子里在大街上一家接一家看春联，品咂其中寓意，会感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譬如，看到一家贴着“光荣人家，英雄门弟”的春联，你就会知道这家是烈、军属，或者有人为国立功；看到一户贴着“一枝粉笔，连绵化雨滋桃李；三尺讲台，摇曳春风抚栋梁”的春联，你即可认定这是一个教师家庭。如此等等，正是这般富有思想性、驮载着感情色彩，才使得春联有看头、有味道。相比之下，那种程式化的印刷品对联，毫无生命力，贴上一副充其量只是个装点，图个形式而已。

不过，说起我对春联的敬畏，还有一个特殊的至少带有我们村里人的印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年三十上午赶集求了一包春联回家，因为不识字，看人家写时尚记得，临贴时却搞混了，又不好意思求人帮助贴，便凭着感觉贴了上去。门上的对联字大好认，没有搞错；在那些该贴到墙壁上、粮仓上、猪圈里的小贴子，却出了岔子。大年初一早上，前来拜年的人发现：那炕头墙壁上本应贴“抬头见喜”的地方，却错误地贴上了“肥猪满圈”，而猪圈里则阴差阳错地贴上了“抬头见喜”，寓意全反了。此事不胫而走，自然成了乡闾间的笑料，在一些喜欢给人起绰号的人嘴里，这家的大人一下子变成了“老母猪”，小孩子则成了“小公猪”“小母猪”，全家一窝子“猪”。一条贴错了的春联，留下了一个辛酸的故事。引以为戒，敝村乡亲们贴春联，尤其认真和恭敬。我那没有念过几天书的父亲，过年贴春联，总要事先作好标记，固执地看着我们兄弟贴，唯恐出半点儿差错。年复一年，对春联的敬畏、贴春联时的庄重，便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人们喜爱和敬畏春联，从根本上说应归于春联中所蕴含的浓浓春意：“一年之在于春”，什么都无可代替这个“春”字。春是一种无言的生机，它所寓意的永远都是未来时。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是人类永恒的诱惑，又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倘若失去这种天性，人生之于富贵与贫穷、文明与愚昧，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有一年春节，我回故乡过年，与儿时伙伴聊起了村里的后生，得知那户贴错春联的人家，孙儿辈个个发奋，人人上了大学，一人正在复旦读博士，成了全村的骄傲。这个消息让我在唏嘘感叹之余，不禁思绪万千。“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以旧替新，这不正是人们一代一代重复着贴春联这个古老姿势，虔诚地、静静地让春联守卫在门口，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一点点融入“春”的祈望之中的一个见证吗？这也不正是小至一个家庭大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断在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中图强的一个缩影吗？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在通向“中国梦”的春天里，革故鼎新、鹏图新举，正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一个自觉担当，显现在深化改革的铿锵步履里。